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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古老的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认识事物的方式。

    中国古典哲学更注重判断认识与生活实际的关系，而不太注意判断概念与概念的关系以及句式本身的清晰性，稳定性，程式性。

    而判断与判断按一定形式组合，形成推理，如何推理都有前提和结论两个部分组成。前提是推理的出发点，结论是推理的目的，任何推理都是完整而确定的过程。

    中国传统哲学句子非常简单，许多哲学著作提出新的命题，往往是单句，而且还是一句比喻。如“一阴一阳谓之道”、“治大国者如烹小鲜”、“天不变，道亦不变”等。还如《论语》里的那些语录式的命题，看不到逻辑思维过程。古代的哲学命题，并没有经过严密的思维逻辑推理，却得出了个结果。即是意象的，经验的结果。所以也就不需要概念清晰，推理科学了。

    学者研究表明，以人的理性认识活动，从理性认识方式的角度，去考察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可以看到。它是由四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因此可以分成为四个不同的环节。

    其一是思维主体，即思维活动的人。

    其二是思维客体，即思维主体从生存空间获取的大量感性材料，

    理性材料，如表象和概念。

    其三是思维的工具和手段，即思维主体按一定方式进行思维操作的中介系统，如表象，符号，概念，判断，推理等等。

    其四是思维运行和协调过程。

    这四个环节的互相结合，形成了人的理性思维活动的整体过程，展现出思维方式的动态结构。

    由此观之，我们的先秦时代，并不缺少思维上的这些条件，我们的古典哲学已然是理性的思维活动。但为何我们的思维方式却与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同呢？

    古希腊哲古典时期文化的核心是求知，哲学是爱智的学问，其主要内容是对世界及其事物本源，本质及其原因的探索认知，其思维取向不是以实践经验为依据，而是努力寻求理性解释。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适应这一文化需要，提供了科学证明的方法。而中国的古典哲学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不是“爱智”，而是“爱治”。其核心是伦理道德政治学。把伦理道德尺度作为治国纲纪构想建设。其基本思维取向是现实的需要以及实践中的经验，而不是探索知识，当然也产生不了自然哲学，也就没有自然科学。这又与中国古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活动中逐渐强化了主体意识而推重实践经验，开发出了意象思维和经验思维。

    关于人类原始思维的研究表明，原始人思维的最高状态是意象思维。意象是事物的形象在心理活动中的概括反映，运用意象思维不能进行“逻辑推理”，却能从事“意象”推演，亦即凭借头脑中的意象从当前情景中的意象联系而想象到一种新的意象联系。

    意象思维和经验思维是中华民族所擅长，中国传统哲学的建构也较多的运用这两种思维方法。

    《周易》哲学，正是运用意象思维与经验思维的结合，这是先民的传统思维模式。《周易》哲学不但运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与借喻）而且还及其推重经验。???? 不过比喻思维自然离不开丰富的经验积累，这正是先民的思维传统。

    研究东方民族思维特征的日本学者中村元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中有一种偏重依恋过去事实的倾向，中国人重视先例而不强调抽象原则，他们善于从过去的惯例和周期发生的事实中建立一套基本准则，既从先例作为先决模式。换言之，古人昔日经验的成果，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唤起一种确实感，而由抽象思维中得出的逻辑规范却没有这种心理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基本心理是力图在先例中发现统领生活的法则，而中国式的学问也就是熟知已逝岁月中诸多先例。”（《东方民族思维方式》转自《诗经的文化阐释》）

    那么要问是何原因造就了东方人的这种思维特征呢？即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希腊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成因是何呢？我们会在后面揭示到这一问题。

    的确，“经验”是人类给自己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中国先秦诸子哲学可归类于政治哲学，而那些政治学说多是政治经验的总结与联想。

    中国第一部政治哲学《周易》首开先例，运用昔日经验来论证事理。在政治上，即治国安邦理论上，《周易》里引用了不少的历史事件。如《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随》:“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明夷》:“箕子之明夷，利贞”。《升》:“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归妹》:“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