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李学勤先生对“中方鼎”的解释，使我们知道这方鼎是西周前期的东西了。那么，“中方鼎”与“扶风齐家村h90卜骨”应是前后相差不太远时间里所产生的。即“齐家村h90卜骨”略早于“中方鼎”。我们已知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解释为“筮数”和“卜辞”，即认为是实占的结果。而这“中方鼎”上也同时出现了“刻符”和“刻辞”，按说岂不也是“筮数”（即又被称为“数字卦”）和“卜辞”吗？可李先生却对“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并不再认为是“筮数”与“卜辞”，而认为对“封地一事”（即“中方鼎”上所记的事情）是通过揲蓍筮得出《周易》中“剥”、“比”两卦里的爻辞占问后的记录。李先生通过“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符”就能联想到今本《周易》里的两卦符号和爻辞，就认为这“中方鼎”上出现的“刻符”与“刻辞”是用《周易》卦术占问的结果记录。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和“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的说法如此的‘飞跃’性，即一下从“数字卦”说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说，让人确实不可思议。从对两者上的“刻符”的组合与刻写形状来看，基本是一样的，本身两者产生的时间也不相上下，应是一样的“六联体”刻符，为什么对“卜骨”上的“刻符”，说成是“筮数”或“数字卦”，而对“中方鼎”上的“刻符”却变成了《周易》里的卦符号的说法呢？是否这称“数字卦”的东西，也可称为《周易》里的卦符号么？对于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以及“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即铭文）的关系问题，我们放到下节“考古上发现属西周时期以及西周以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符的性质用途”里再进行讨论。这里我们只是看这“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符”的组合方法与刻写形状，对比于所引用《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录的所谓“数字卦”，来分析出土于《周易》成书之前的不同器物上的这些“六联体”的“刻符”，是数字组合而称“数字卦”呢？还是一套有两个（或两种）基础符号组合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符号（即笔者所命名的“六十四画符号”）呢？

    只因，单就对于《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所收录的出土在不同器物上的所谓“数字卦”的一些引用，还不足于说明这那些“六联体”的“刻符”，就是数字组合的“数字卦”。我们还要引用散见于其它报道上所发现以“六联体”的“刻符”，来综合分析这些“六联体”的“刻符”的初始形成就是“数字卦”用于卜筮呢？还是一套记事符号而已？那么，上面对于出现在青铜方鼎上的“刻符”，也是引用资料之一。

    下面也是引用材料之一，即“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上所刻写的十一个“六联体”的符号:

    (图片略)

    对这一刻有“刻符”的“陶罐”，一般报道是“1987年9月，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一农民在镇北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这一“陶罐”标本时间，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此陶罐肩部饰两周弦纹，弦纹之间又用双斜线界隔成十格，其中九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另一格内有两个“六联体”的刻符，共出现十一个“刻符”。对这一西周陶罐上出现的“刻符”，在对其研究上，一般解释为“数字卦”，还有解释为“六画卦”。也有研究者解释为《周易》里的卦符号，如徐锡台先生在《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上发表《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数图形画研讨》一文，认为:

    “若将数字卦序以乾为首，末尾为夬卦，则与《杂卦传》中六十四卦排列次序基本相同。由此说明《杂卦》本身就是西周易卦筮占的古体系之一。”“这个陶罐上数字卦序反映了西周初年易卦的卦序。”

    这是把“陶罐”上的“刻符”，既认为是“数字卦”，又认为是“易卦”符号的说法。

    而对于“陶罐”上出现这些“刻符”的用意，有研究者则这样解释:

    “由于双斜线界格向右倾，从视觉心理角度看，应该向右按逆时针方向确定卦序（徐锡台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何卦为首？若从小畜卦起向右读，则十一个卦的卦名恰好构成一句祈求富贵的吉语:

    ”小畜（蓄）否，大有夬（官），乾（钱）益大畜，解困，睽（贵）家人。” 这句吉语构思巧妙，对仗工整，前后呼应，反复表达了求富贵的愿望。我们认为，这才是古人把这十一卦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用意！”（选自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