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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周易大发现》（四十）
卷四:发现了《周易》称谓
第二章:后封建社会时期里对《周易》的称法
第二节:汉以降对《周易》一书的称法
三国时期的《人物志》一书里有“《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但这里的“《易》曰”内容，不见于《周易》与《易传》。
晋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卷八里云:“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
到晋时葛洪却把《易经》说成是九圣之为了，这是在汉朝三圣之说上，又加入六圣成为九圣创作了《易经》。三圣说是伏羲画“八卦”、文王系“卦爻辞”、孔子作“十翼”。而加入的六圣则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无论三圣还是九圣之说，无非是把《易经》里的“卦画符号”、“卦爻辞”、“十翼”这些内容说成是九位圣人完成的。葛洪说的《易经》，显然不是指《周易》，而是把今本《周易》内容分割成两部分，即分成“卦符号”和“卦爻辞”，再加上所认为的孔子作的“十翼”，这就是《易经》内容，并认为这部《易经》是有九位圣人完成的，使其神圣与神秘化。
《抱朴子内篇》卷十里又说“《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这里的前一个“《易》曰”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而后一个“《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葛洪引用这些内容时皆称为《易》，这些《易》称，显然是《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的简称。
西晋陆机的一篇《辨亡论》里也有引用《易传》文，而称“《易》曰”。
如“《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
“《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并不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均出自于《易传·彖》文。
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里，也有对《易》的论述，以及“《易》曰”的称法。
如“《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里的“《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夫《易》惟谈天，入神之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
这里的《易》称，概念不明。但有《系辞》为衬，这个《易》似乎是指《周易》了。
“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这里是论《易》的范式，当然这个《易》称，应是《易经》的代称了。因为这里所说的王弼解《易》的内容是包括了《周易》与《易传》里的“彖”、“象”、“文言”。
《文心雕龙·诏策》里云:“《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
这里的“后以施命诰四方”，是《象传》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而这里的称法，尤其显得特殊。《姤》本是《周易》里的一篇文章，当然后来演变成今本《周易》里的《姤》卦称法。而《象》本属于《易传》里的内容，是阐释《周易》的，应属《周易》的学术东西。《象》文既不属《周易》里的内容，也不属《姤》里的内容。若说“《易》之《姤》”这种称法，是类似于《左传》里的称法，就知道这《易》称等同于《周易》，也就知道“《易》之《姤》”如同是说“《周易》之《姤》”。但这里出现的“《易》之‘姤象’，就会理解成是《周易》里的“姤象”，这就错了。这可理解成《易经》里的“姤象”，还说得过去。因为《易传》在汉代，已被纳入《易经》内容，而这里把《易传·象》里的内容，称“《易》之‘姤象’”，视同为“《易经》之‘姤象’”还是说得通的。
《文心雕龙·诏策》里又说:“《易》称‘君子以制度数’”。这里的引用内容是出自《易传·象》里的内容，同样说是《易》里称。
《文心雕龙·议对》里说:“《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这里却又称“《易》之节卦”，事实上“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句话并不是《周易·节》里的内容，即使今本《周易》里的“节卦”被增加进去“九·六”爻题外，并无这句内容。而这句内容本是《易传·象》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正确地称法是“《象传》对《周易·节》的阐释说“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才概念不相混淆。
《文心雕龙·丽辞》里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衡”。
这“《易》之＂文、系＂”里的“文”与“系”，应是指《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把《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称为《易》里的内容，那么，这里的《易》称等同于《易经》的简称。
《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征今者也。夕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这里出现的“《既济》九三”与“《明夷》六五”，是通过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里的两卦名称和爻题的称法。虽然这里是把今本《周易》用《易》称，但这个《易》却不是《易经》的简称，实乃是指《周易》。不过刘勰所认为的这《易》，已是文王搞出的一部卦爻式《易》，这是错上加错的说法。
《文心雕龙·附会》:“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
这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可是很少见的称法，这里引用的内容确实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这种称法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文心雕龙》里对《周易》与《易传》的称法是混乱的，也是概念混淆的。如引用《易传》里的内容时，有称《易》，也有称《易》而后面连缀《周易》里的某一篇名和《易传》里的名称（如“《易》之姤象”）。也有把本属《易传》里的内容，用“《易》之节卦”来称，而成为了今本《周易》某卦里的内容。也有把今本《周易》里的篇名和爻题的点出而归为文王之《易》。当然也有一处正确地称法，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又用《周易》之名称。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本名《文选》，因为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所以也称《昭明文选》。原三十卷，唐显庆（656-661）年间李善曾为之作注。开元（713-741）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之合注，称“五臣注”。宋人合二本为一，称“六臣注文选”。在《昭明文选》注释中有大量的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但无论引用属《周易》里的内容，还是属《易传》里的内容，则称法不是用“《周易》曰”，就是用“《易》曰”。
如:
“《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内容出自《易传·系辞》）
“《周易》曰:‘嘉会足以合礼’”。（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这内容是出自《周易·谦》）
“《周易》曰:‘屯，元亨利贞’”。（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屯》）
“《周易》曰:‘系用徽纆’”。（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坎》）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蛊》）
“《易》曰:‘潜龙勿用’”。（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此内容是出自《易传·彖》）
从《昭明文选》注释中所引用《周易》和《易传》内容的称法来看，唐朝时期把《易传》内容也称《周易》了，这可是出现的一种新称法，这种称法自然是一种错误的称法。
从唐朝的典籍里出现的把《易传》里的文章归到《周易》的称法里，这可是史无前例。为何在唐朝人眼里，用《周易》称谓，而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呢？自汉朝把《周易》与《易传》尊奉为五经之首，《易经》的内容，也就是《周易》加《易传》。此后至唐，凡引用《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皆称《易》，即如同这《昭明文选》注释中一部分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的称法那样称“《易》曰”。显然《昭明文选》注释里出现的“《易》”称，就很好理解，是《易经》的简称。可这“《周易》曰”里的内容，却同“《易》曰”里的内容，就让人不可思议了。
因唐朝出现的《周易》称谓里所引用的内容与《左传》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我们接着看唐朝其它典章书籍里出现的《周易》或《易》称所指向的内容。
唐朝房玄龄《谏伐高丽表》里云:“《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其为圣人乎？’”
这个“《周易》曰”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里的内容。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当然不能称“《周易》曰”，只能称“《易传》曰”。即使用“《易》曰”也是可以的，因自汉朝已形成用《易》称而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用《易》称，如同《易经》的简称。而这里把《易传》里的内容用《周易》称谓，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
唐李百药的《封建论》里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乎人乎’”。
这里的“《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彖》文里的内容，将属《易传》里的内容称《易》，这是继承汉朝的称法，这《易》称，是视为《易经》的简称。
唐孔颖达撰《周易正义》（亦称《周易注疏》，是在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与《易传》的基础上进行的疏解，就是对今本《周易》与《易传》进行的注疏，而名称为《周易正义》，从内容上看，应称《易经正义》是恰当不过。《周易正义》又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 ，长其立于学官，其卷首有八篇论文。第一篇是“论《易》之三名”，其中说到:“正义曰:夫《易》之三名，改换之殊称……《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这里标着的是“论《易》之三名”，却是解释“易”字的含义。
《周易正义》卷首第三篇是“论三代《易》名”，开篇这样说:“案《周礼·大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这里的“论三代《易》名”，是按传说的“夏《连山》、殷《归藏》、周初的《周易》”之说的三个朝代的三部《易》名，并不是论述其疏解的《周易》（实际孔颖达疏解的是《易经》内容）在历史上的名称演变。实际《易》这个名称概念出现的较晚，有史记载《易》称的出现是在春秋后期，而且那时的《易》只是《周易》的代称。历史上传说的《连山》、《归藏》，并不是夏、商产生的，而是《周易》一书出现以后，所按《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和《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模仿出的“卦书”。自《周礼》里的“三易”之说，也就把《周易》与《连山》、《归藏》视为同类的“卦书”，不过《连山》、《归藏》其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那么，《周礼》的作者和成书是何年代呢？即《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周礼》自然不会是周公所为，但说是刘歆伪作《周礼》也不正确，若说在以前的材料上刘歆托编出《周礼》是有可能的（即有“托古改制”的目的）。把《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为卜筮上的的三易之法，已经说明作《周礼》者所见到的《周易》只能是卦爻式《周易》，也由此说明《周礼》一书产生应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以后的产物。
我们已知《左传》一书是反映《周易》一书的最早史料，《周易》其名最初见于《左传》一书，而《易》这一称谓则是出现在《周易》称谓之后。作为《易》称，也是见于《左传》一书。在《左传》一书里，即先有《周易》名称，后才有《易》称的出现。到战国时期的《论语》里记述了孔子“五十以学《易》”，也是以《易》替代《周易》一书。而《周易》这一名称早在孔子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即使《易》称也在孔子童年时就出现了。《易》这一称法又出现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吕氏春秋》、《系辞传》等书籍文章里。《易》是《周易》称谓之后的称法，自然“三《易》”之说也是《易》称之后的说法。在西汉初之前的《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而自西汉中期以后《易》称，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而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孔颖达撰《周易正义》，本身就是以《周易》这一名称做书名，但注疏的内容，不单单是《周易》内容，而是所谓“三圣”之作的《易经》内容（即《周易》与《易传》）。孔颖达并没有用《易经》或《易》这种名称，如《易经正义》或《易正义》书名。按说《易经》这一称谓，自汉以降的历史来看其内容是今本《周易》加《易传》。孔颖达奉旨撰五经正义，而所撰的《周易正义》，应改成《易经正义》更符合实情。把《易传》内容归称《周易正义》名称里，显然不符合历史真相。故到唐时对《周易》的称法，既不单单是个混乱的称法，而是个错误的称法。
《周易正义》一书里把今本《周易》内容分为上下，以“经卦”称之，即“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周易正义》（或称《周易注疏》）注疏的所谓上下经内容，就是六十四卦爻辞内容，而且在卦爻辞后面附有《彖》、《象》这些本属《易传》的内容。而属《易传》里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内容则分卷注疏，却以“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下”、“周易说卦”、“周易序卦”、“周易杂卦”这种称法。总之，把原属《易传》里的内容，都称《周易》里的东西了。这就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种新称法，即“周易经传”这种不伦不类称法的出现。
到了宋代，南宋的朱熹也撰了一本名叫《周易本义》的书，实际也是对《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进行的注解，可名称却以《周易》称之。不过又给今本《周易》平添出了新的内容，即“卦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序歌”、“图目（即“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方位图”等）。《周易本义》的注释体例，是把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爻辞，按上下经分卷进行注释，不过朱熹并不像前人那样把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附在所谓的“卦爻辞”后面一并进行阐释，朱熹则是把这些内容单列出来分卷进行阐释。《周易本义》卷一、卷二内容是把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分为上下经进行阐释，称其为“周易上经”与“周易下经”；《周易本义》卷三、卷四是阐释本属《易传》里的《彖》文，而《周易本义》里则称其为“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本义》卷五、卷六，是阐释所谓的“周易象上传”与“周易象下传”；卷七、卷八是阐释所谓的“周易系辞上传”与“周易系辞下转”；卷十至卷十二是分卷阐释的是“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周易本义》最后又分“周易本义卷末上下”，分别论述“卦象”与“筮法”。到朱熹时却把今本《周易》与《易传》称之为“周易经”与“周易传”，即把今本《周易》内容称之为“周易经”，而把《易传》内容称之为“周易传”。这似乎分清了“经是经”，“传是传”，给人看来“经”就是“乾”至“未济”六十四卦了，而“传”就是“彖”、“象”、“文言”、“系辞”、“序卦”、“杂卦”了，这岂不是“经”与“传”分的很清了么？可《周易本义》开卷这样写道“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第二章:后封建社会时期里对《周易》的称法
第二节:汉以降对《周易》一书的称法
三国时期的《人物志》一书里有“《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但这里的“《易》曰”内容，不见于《周易》与《易传》。
晋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卷八里云:“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
到晋时葛洪却把《易经》说成是九圣之为了，这是在汉朝三圣之说上，又加入六圣成为九圣创作了《易经》。三圣说是伏羲画“八卦”、文王系“卦爻辞”、孔子作“十翼”。而加入的六圣则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无论三圣还是九圣之说，无非是把《易经》里的“卦画符号”、“卦爻辞”、“十翼”这些内容说成是九位圣人完成的。葛洪说的《易经》，显然不是指《周易》，而是把今本《周易》内容分割成两部分，即分成“卦符号”和“卦爻辞”，再加上所认为的孔子作的“十翼”，这就是《易经》内容，并认为这部《易经》是有九位圣人完成的，使其神圣与神秘化。
《抱朴子内篇》卷十里又说“《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这里的前一个“《易》曰”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而后一个“《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葛洪引用这些内容时皆称为《易》，这些《易》称，显然是《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的简称。
西晋陆机的一篇《辨亡论》里也有引用《易传》文，而称“《易》曰”。
如“《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
“《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并不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均出自于《易传·彖》文。
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里，也有对《易》的论述，以及“《易》曰”的称法。
如“《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里的“《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夫《易》惟谈天，入神之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
这里的《易》称，概念不明。但有《系辞》为衬，这个《易》似乎是指《周易》了。
“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这里是论《易》的范式，当然这个《易》称，应是《易经》的代称了。因为这里所说的王弼解《易》的内容是包括了《周易》与《易传》里的“彖”、“象”、“文言”。
《文心雕龙·诏策》里云:“《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
这里的“后以施命诰四方”，是《象传》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而这里的称法，尤其显得特殊。《姤》本是《周易》里的一篇文章，当然后来演变成今本《周易》里的《姤》卦称法。而《象》本属于《易传》里的内容，是阐释《周易》的，应属《周易》的学术东西。《象》文既不属《周易》里的内容，也不属《姤》里的内容。若说“《易》之《姤》”这种称法，是类似于《左传》里的称法，就知道这《易》称等同于《周易》，也就知道“《易》之《姤》”如同是说“《周易》之《姤》”。但这里出现的“《易》之‘姤象’，就会理解成是《周易》里的“姤象”，这就错了。这可理解成《易经》里的“姤象”，还说得过去。因为《易传》在汉代，已被纳入《易经》内容，而这里把《易传·象》里的内容，称“《易》之‘姤象’”，视同为“《易经》之‘姤象’”还是说得通的。
《文心雕龙·诏策》里又说:“《易》称‘君子以制度数’”。这里的引用内容是出自《易传·象》里的内容，同样说是《易》里称。
《文心雕龙·议对》里说:“《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这里却又称“《易》之节卦”，事实上“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句话并不是《周易·节》里的内容，即使今本《周易》里的“节卦”被增加进去“九·六”爻题外，并无这句内容。而这句内容本是《易传·象》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正确地称法是“《象传》对《周易·节》的阐释说“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才概念不相混淆。
《文心雕龙·丽辞》里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衡”。
这“《易》之＂文、系＂”里的“文”与“系”，应是指《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把《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称为《易》里的内容，那么，这里的《易》称等同于《易经》的简称。
《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征今者也。夕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这里出现的“《既济》九三”与“《明夷》六五”，是通过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里的两卦名称和爻题的称法。虽然这里是把今本《周易》用《易》称，但这个《易》却不是《易经》的简称，实乃是指《周易》。不过刘勰所认为的这《易》，已是文王搞出的一部卦爻式《易》，这是错上加错的说法。
《文心雕龙·附会》:“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
这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可是很少见的称法，这里引用的内容确实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这种称法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文心雕龙》里对《周易》与《易传》的称法是混乱的，也是概念混淆的。如引用《易传》里的内容时，有称《易》，也有称《易》而后面连缀《周易》里的某一篇名和《易传》里的名称（如“《易》之姤象”）。也有把本属《易传》里的内容，用“《易》之节卦”来称，而成为了今本《周易》某卦里的内容。也有把今本《周易》里的篇名和爻题的点出而归为文王之《易》。当然也有一处正确地称法，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又用《周易》之名称。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本名《文选》，因为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所以也称《昭明文选》。原三十卷，唐显庆（656-661）年间李善曾为之作注。开元（713-741）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之合注，称“五臣注”。宋人合二本为一，称“六臣注文选”。在《昭明文选》注释中有大量的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但无论引用属《周易》里的内容，还是属《易传》里的内容，则称法不是用“《周易》曰”，就是用“《易》曰”。
如:
“《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内容出自《易传·系辞》）
“《周易》曰:‘嘉会足以合礼’”。（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这内容是出自《周易·谦》）
“《周易》曰:‘屯，元亨利贞’”。（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屯》）
“《周易》曰:‘系用徽纆’”。（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坎》）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蛊》）
“《易》曰:‘潜龙勿用’”。（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此内容是出自《易传·彖》）
从《昭明文选》注释中所引用《周易》和《易传》内容的称法来看，唐朝时期把《易传》内容也称《周易》了，这可是出现的一种新称法，这种称法自然是一种错误的称法。
从唐朝的典籍里出现的把《易传》里的文章归到《周易》的称法里，这可是史无前例。为何在唐朝人眼里，用《周易》称谓，而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呢？自汉朝把《周易》与《易传》尊奉为五经之首，《易经》的内容，也就是《周易》加《易传》。此后至唐，凡引用《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皆称《易》，即如同这《昭明文选》注释中一部分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的称法那样称“《易》曰”。显然《昭明文选》注释里出现的“《易》”称，就很好理解，是《易经》的简称。可这“《周易》曰”里的内容，却同“《易》曰”里的内容，就让人不可思议了。
因唐朝出现的《周易》称谓里所引用的内容与《左传》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我们接着看唐朝其它典章书籍里出现的《周易》或《易》称所指向的内容。
唐朝房玄龄《谏伐高丽表》里云:“《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其为圣人乎？’”
这个“《周易》曰”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里的内容。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当然不能称“《周易》曰”，只能称“《易传》曰”。即使用“《易》曰”也是可以的，因自汉朝已形成用《易》称而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用《易》称，如同《易经》的简称。而这里把《易传》里的内容用《周易》称谓，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
唐李百药的《封建论》里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乎人乎’”。
这里的“《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彖》文里的内容，将属《易传》里的内容称《易》，这是继承汉朝的称法，这《易》称，是视为《易经》的简称。
唐孔颖达撰《周易正义》（亦称《周易注疏》，是在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与《易传》的基础上进行的疏解，就是对今本《周易》与《易传》进行的注疏，而名称为《周易正义》，从内容上看，应称《易经正义》是恰当不过。《周易正义》又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 ，长其立于学官，其卷首有八篇论文。第一篇是“论《易》之三名”，其中说到:“正义曰:夫《易》之三名，改换之殊称……《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这里标着的是“论《易》之三名”，却是解释“易”字的含义。
《周易正义》卷首第三篇是“论三代《易》名”，开篇这样说:“案《周礼·大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这里的“论三代《易》名”，是按传说的“夏《连山》、殷《归藏》、周初的《周易》”之说的三个朝代的三部《易》名，并不是论述其疏解的《周易》（实际孔颖达疏解的是《易经》内容）在历史上的名称演变。实际《易》这个名称概念出现的较晚，有史记载《易》称的出现是在春秋后期，而且那时的《易》只是《周易》的代称。历史上传说的《连山》、《归藏》，并不是夏、商产生的，而是《周易》一书出现以后，所按《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和《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模仿出的“卦书”。自《周礼》里的“三易”之说，也就把《周易》与《连山》、《归藏》视为同类的“卦书”，不过《连山》、《归藏》其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那么，《周礼》的作者和成书是何年代呢？即《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周礼》自然不会是周公所为，但说是刘歆伪作《周礼》也不正确，若说在以前的材料上刘歆托编出《周礼》是有可能的（即有“托古改制”的目的）。把《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为卜筮上的的三易之法，已经说明作《周礼》者所见到的《周易》只能是卦爻式《周易》，也由此说明《周礼》一书产生应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以后的产物。
我们已知《左传》一书是反映《周易》一书的最早史料，《周易》其名最初见于《左传》一书，而《易》这一称谓则是出现在《周易》称谓之后。作为《易》称，也是见于《左传》一书。在《左传》一书里，即先有《周易》名称，后才有《易》称的出现。到战国时期的《论语》里记述了孔子“五十以学《易》”，也是以《易》替代《周易》一书。而《周易》这一名称早在孔子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即使《易》称也在孔子童年时就出现了。《易》这一称法又出现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吕氏春秋》、《系辞传》等书籍文章里。《易》是《周易》称谓之后的称法，自然“三《易》”之说也是《易》称之后的说法。在西汉初之前的《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而自西汉中期以后《易》称，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而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孔颖达撰《周易正义》，本身就是以《周易》这一名称做书名，但注疏的内容，不单单是《周易》内容，而是所谓“三圣”之作的《易经》内容（即《周易》与《易传》）。孔颖达并没有用《易经》或《易》这种名称，如《易经正义》或《易正义》书名。按说《易经》这一称谓，自汉以降的历史来看其内容是今本《周易》加《易传》。孔颖达奉旨撰五经正义，而所撰的《周易正义》，应改成《易经正义》更符合实情。把《易传》内容归称《周易正义》名称里，显然不符合历史真相。故到唐时对《周易》的称法，既不单单是个混乱的称法，而是个错误的称法。
《周易正义》一书里把今本《周易》内容分为上下，以“经卦”称之，即“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周易正义》（或称《周易注疏》）注疏的所谓上下经内容，就是六十四卦爻辞内容，而且在卦爻辞后面附有《彖》、《象》这些本属《易传》的内容。而属《易传》里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内容则分卷注疏，却以“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下”、“周易说卦”、“周易序卦”、“周易杂卦”这种称法。总之，把原属《易传》里的内容，都称《周易》里的东西了。这就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种新称法，即“周易经传”这种不伦不类称法的出现。
到了宋代，南宋的朱熹也撰了一本名叫《周易本义》的书，实际也是对《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进行的注解，可名称却以《周易》称之。不过又给今本《周易》平添出了新的内容，即“卦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序歌”、“图目（即“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方位图”等）。《周易本义》的注释体例，是把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爻辞，按上下经分卷进行注释，不过朱熹并不像前人那样把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附在所谓的“卦爻辞”后面一并进行阐释，朱熹则是把这些内容单列出来分卷进行阐释。《周易本义》卷一、卷二内容是把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分为上下经进行阐释，称其为“周易上经”与“周易下经”；《周易本义》卷三、卷四是阐释本属《易传》里的《彖》文，而《周易本义》里则称其为“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本义》卷五、卷六，是阐释所谓的“周易象上传”与“周易象下传”；卷七、卷八是阐释所谓的“周易系辞上传”与“周易系辞下转”；卷十至卷十二是分卷阐释的是“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周易本义》最后又分“周易本义卷末上下”，分别论述“卦象”与“筮法”。到朱熹时却把今本《周易》与《易传》称之为“周易经”与“周易传”，即把今本《周易》内容称之为“周易经”，而把《易传》内容称之为“周易传”。这似乎分清了“经是经”，“传是传”，给人看来“经”就是“乾”至“未济”六十四卦了，而“传”就是“彖”、“象”、“文言”、“系辞”、“序卦”、“杂卦”了，这岂不是“经”与“传”分的很清了么？可《周易本义》开卷这样写道“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