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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集(简体新版) 第1563章 笑傲江湖(202)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遭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暂时委屈一下)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关键是在“事人”(服从长官意志)以及“直”或“枉”。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写《笑傲江湖》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迳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木高峰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相信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在各大小企业、学校,以及各种团体内部中也会存在。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有趣的是,当“四人帮”掌权而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改的歌词中,居然也有“千秋万载”的字眼。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

    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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