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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1480之新世界 第六百八十四章：隆庆开关
元末明初，倭国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败北的诸侯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明朝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老朱为防沿海军/阀残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正策。
但自洪武年间开始的海禁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海禁，到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再到永乐后（洪熙-弘治）海禁正策恢复，嘉靖年间的海禁正策高度强化，最后到隆庆年就有些玩不下去了。
为何玩不下去？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沿海百姓生计无着，不得不铤而走险。本时空虽没有倭寇袭扰，但宋洲的袭扰丝毫不轻，搞得明朝神经兮兮，沿海各州府官员为贪图省事，不管船只有没有桅杆，一律不准下海，许多走投无路的渔民干脆投身到了海盗或走私等有“钱途”的职业。
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就在《条陈善后米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华夏绫棉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愈严，则其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昔人谓：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
1567年，继任的福建巡抚涂ze民利用隆庆改元而正治布新之机，再次请求朝廷在福建开放海禁，这次终于得到朝廷批准。
明廷之所以接受这一请求，是基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也就是说，明廷希望通过有限地开放，更好地贯彻“海禁”正策。
二是嘉靖朝的财正窟窿实在太大，北方又战事连连，明廷不得不选择开源节流，而海关关税无疑是一记大补丸。
后世，根据学者研究，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到崇祯十七年（16年）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里，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明朝的白银就多达7620吨。
本时空，宋洲截留了大量本该流入明朝的白银，可这些白银很大一部分又通过棉花、药材、生丝、漆器、瓷器、古玩字画等商品，再次流入了明朝这只貔貅，使得明朝白银净流入的趋势没有改变。
三是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走私和私自出海严重，特别是在浙、闽、粤一带。
走私和私自出海的商贾背后牵扯着利益的博弈，浙、闽、粤之外的朝廷官员有谁不想分一杯羹。
既然决定有限度的放开海禁，怎么放，在哪里放，就值得细细思量了。
明廷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开放闽地漳州府月港，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倭国与宋洲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倭国与宋洲。若私自前往，则以“通倭”、“通夷”之罪论处。
为何在南方数地中，选中漳州府月港？主要原因是因为月港“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地处九龙江入海处，以“其地之形水荥之如月然”而得名。由于其“僻处海隅，俗如化外”，不为明朝政府要员所注意。早在正统(1436-19年)、景泰(1450一1456年)时期，月港就已成为走私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居民多货番且善盗”。成化(1465一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之际，月港已出现“风向帆转、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的局面，并享有“小苏杭”之誉。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盘踞粤地不成后，经常在南方海面溜达，时有“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而闽地走私商民，也可由月港出海，“与番舶卖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因走私太过频繁，1530年，根据福建巡抚胡琏的建议，福建巡海道移驻漳州，又在月港东北的海沧建立安边馆，并委漳、泉等府通判一员轮流驻扎。（安边馆又称捕盗馆，其职责是为了弹压当地商民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
1551年，明朝正式在月港设立靖边馆，“以通判往来巡缉”。1557年，海盗势力大闹月港。迫于无奈巡抚谭纶只好招抚这些海盗，并在月港“设海防同知，颛理海上事。更靖海馆为海防馆。”
相比之下，宋洲收到明廷要开放海禁的消息后，曾积极派人活动，希望能将地点选在泉州，但由于泉州海面太过“安静”，结果意外落选，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会哭的孩子有n吃！
对于明朝能开放海禁，宋洲是举双手欢迎的。虽说在明朝眼中，宋洲已与倭国同列，成了最不受欢迎之二，但宋洲并不在乎，挣钱嘛，不寒碜，宋洲有无数小马甲可以更换。
明廷决定开放漳州府月港后不久，宋洲也决定将澎湖马公港作为自由港，向琉球、占城等盟友开放，并鼓动朝贡不太勤快的满剌加、满者伯夷积极前往月港贸易。
除贸易外，有更多的东南沿海渔民和商人通过这个窗口移居海外，距离最近的夷州得了地利之便，成了吸引这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的首选，对此，恐怕明朝官员们都心知肚明。
就在宋洲为隆庆开关高兴时，从李朝传回了一则坏消息。
隆庆元年（1567年）六月二十八日，明宗李峘病逝，王大妃沈氏按照两年前的既定方针，传河城君李钧入继大统。于是，还在为母亲服丧的李钧被迎入宫中，改名为昖，以明宗养子的身份于七月初三日即位于景福宫，养母王大妃沈氏垂帘听政。
十二月初五，司宪府持平金孝元开始为己卯士祸平/反鼓吹，上书痛批了南衮、沈贞、尹元衡等前朝官员，其中将“向宋洲租让义州、釜山浦等协定”，认定为卖果之举。很快，李朝军队开始调动，准备强行收回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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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洪武年间开始的海禁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海禁，到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再到永乐后（洪熙-弘治）海禁正策恢复，嘉靖年间的海禁正策高度强化，最后到隆庆年就有些玩不下去了。
为何玩不下去？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沿海百姓生计无着，不得不铤而走险。本时空虽没有倭寇袭扰，但宋洲的袭扰丝毫不轻，搞得明朝神经兮兮，沿海各州府官员为贪图省事，不管船只有没有桅杆，一律不准下海，许多走投无路的渔民干脆投身到了海盗或走私等有“钱途”的职业。
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就在《条陈善后米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华夏绫棉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愈严，则其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昔人谓：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
1567年，继任的福建巡抚涂ze民利用隆庆改元而正治布新之机，再次请求朝廷在福建开放海禁，这次终于得到朝廷批准。
明廷之所以接受这一请求，是基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也就是说，明廷希望通过有限地开放，更好地贯彻“海禁”正策。
二是嘉靖朝的财正窟窿实在太大，北方又战事连连，明廷不得不选择开源节流，而海关关税无疑是一记大补丸。
后世，根据学者研究，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到崇祯十七年（16年）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里，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明朝的白银就多达7620吨。
本时空，宋洲截留了大量本该流入明朝的白银，可这些白银很大一部分又通过棉花、药材、生丝、漆器、瓷器、古玩字画等商品，再次流入了明朝这只貔貅，使得明朝白银净流入的趋势没有改变。
三是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走私和私自出海严重，特别是在浙、闽、粤一带。
走私和私自出海的商贾背后牵扯着利益的博弈，浙、闽、粤之外的朝廷官员有谁不想分一杯羹。
既然决定有限度的放开海禁，怎么放，在哪里放，就值得细细思量了。
明廷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开放闽地漳州府月港，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倭国与宋洲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倭国与宋洲。若私自前往，则以“通倭”、“通夷”之罪论处。
为何在南方数地中，选中漳州府月港？主要原因是因为月港“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地处九龙江入海处，以“其地之形水荥之如月然”而得名。由于其“僻处海隅，俗如化外”，不为明朝政府要员所注意。早在正统(1436-19年)、景泰(1450一1456年)时期，月港就已成为走私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居民多货番且善盗”。成化(1465一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之际，月港已出现“风向帆转、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的局面，并享有“小苏杭”之誉。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盘踞粤地不成后，经常在南方海面溜达，时有“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而闽地走私商民，也可由月港出海，“与番舶卖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因走私太过频繁，1530年，根据福建巡抚胡琏的建议，福建巡海道移驻漳州，又在月港东北的海沧建立安边馆，并委漳、泉等府通判一员轮流驻扎。（安边馆又称捕盗馆，其职责是为了弹压当地商民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
1551年，明朝正式在月港设立靖边馆，“以通判往来巡缉”。1557年，海盗势力大闹月港。迫于无奈巡抚谭纶只好招抚这些海盗，并在月港“设海防同知，颛理海上事。更靖海馆为海防馆。”
相比之下，宋洲收到明廷要开放海禁的消息后，曾积极派人活动，希望能将地点选在泉州，但由于泉州海面太过“安静”，结果意外落选，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会哭的孩子有n吃！
对于明朝能开放海禁，宋洲是举双手欢迎的。虽说在明朝眼中，宋洲已与倭国同列，成了最不受欢迎之二，但宋洲并不在乎，挣钱嘛，不寒碜，宋洲有无数小马甲可以更换。
明廷决定开放漳州府月港后不久，宋洲也决定将澎湖马公港作为自由港，向琉球、占城等盟友开放，并鼓动朝贡不太勤快的满剌加、满者伯夷积极前往月港贸易。
除贸易外，有更多的东南沿海渔民和商人通过这个窗口移居海外，距离最近的夷州得了地利之便，成了吸引这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的首选，对此，恐怕明朝官员们都心知肚明。
就在宋洲为隆庆开关高兴时，从李朝传回了一则坏消息。
隆庆元年（1567年）六月二十八日，明宗李峘病逝，王大妃沈氏按照两年前的既定方针，传河城君李钧入继大统。于是，还在为母亲服丧的李钧被迎入宫中，改名为昖，以明宗养子的身份于七月初三日即位于景福宫，养母王大妃沈氏垂帘听政。
十二月初五，司宪府持平金孝元开始为己卯士祸平/反鼓吹，上书痛批了南衮、沈贞、尹元衡等前朝官员，其中将“向宋洲租让义州、釜山浦等协定”，认定为卖果之举。很快，李朝军队开始调动，准备强行收回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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