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五个人被山民送到了北镇，连夜登上了京奉铁路到沈阳的火车。冯庸在北镇就和家里以及东北空军的负责人陈海华报了平安，提前为四人在冯庸大学安排好了住处。

    到站时，已经是深夜，接站的不仅有冯庸的夫人江锦月，还有冯庸大学的总务处长，意大利菲亚特的飞机推销员等人。众人先是把冯庸送到事先联系好了的医院做了包扎敷药，然后就被夫人接回家中养病去了。秦川四人则被总务处的杜处长领回大学，住进了校园中的一座小院。至于那位意大利推销员，则一再向冯庸致歉，说是不该让冯校长冒险，并表示，飞机的损失，由菲亚特公司承担，不必冯校长赔偿。

    在随后的几天里，在家了住了一夜，心里焦急的冯庸干脆搬来小院和他们一起居住，一边疗伤，一边和瞿振渝四人进行了多次秘密会商，大体制定了应对918事变的计划。

    考虑到张学良在前年主动招惹苏联人，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发起了“中东路事件”，期望收回苏联在东北北满铁路（中东路）的路权，结果却被苏联发兵8万，打得东北军大败亏输。这一仗打出了三个很不好的结果；

    其一就是:暴露了东北军虚弱的本质。

    战争打了4个月，10万东北军奈何不了苏军，付出了被歼一个精锐旅0多人，另外一个旅几乎全旅被俘的代价，却只打死苏军143人，这落差巨大的交换比，让日本人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全军上下懦弱怯战的本质和低下的战斗力。所以日本关东军中充斥着轻视敌手，当趁机拿下东北的野望，这也得到了日本军部暗中的期许和纵容。

    第二就是:中国军队擅自以武力改变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和地位，引起了西方国家对南京政府的警惕和猜疑，恶化了中国的外交环境。

    由于南京的北伐军政府自身的历史就和苏联的远东革命输出政策有很深的瓜葛，西方世界大都以“左倾”的色彩小心地观察着中国的新政权，并未给予积极的对待。在此情况下，被南京蒋介石怂恿的张学良精虫上脑，先是拒绝了苏联向东北地方政府出售中东路，以经济方式解决双方的路权争议的建议，后又单方面动了刀兵，想要武力收回路权。这更引起了西方世界对民国政府的负面看法，物伤其类之下，西方更是在外交、舆论、军事方面进一步孤立中国。

    结果导致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动武时，少了几分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忌惮。偷袭夺取东北时，也是以反诬中国侵犯其路权为借口。阴谋得逞之后，还得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同情。只是后来日本人抬出了清废帝溥仪，单方面建立满洲国，才暴露了其独霸中国的野心。这样的骚操作才惊醒了西方列强，感觉被日本欺骗了的西方，才转而采取同情中国，拒绝承认伪满洲国，孤立日本的外交政策。这也把日本逼到了德意日轴心同盟当中，从此站在了世界正义的对立面。

    第三就是:暴露了东北军军制落后，统合失措。

    张学良在1928年老帅被炸身亡后，遽然间接手东北大位，为收拢军心，削弱反抗自己的力量，先是优容军中老将，许以高官厚禄，任其在地方恣意贪腐而不做纠察。上行下效之下，让全军上下失去了本应有的单纯，滋生出了追求奢靡享受的腐化风气，战意衰落，军纪涣然。

    缺少权术手腕的张学良，还被怂恿撤销了军团—军—师各级战役级编制，将全军的简编为最大只到旅级的编制。虽然分拆了潜在反对者手中的军权，但在战时却无法统合成合理的战役编制，指挥失灵。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把编制在步兵部队中应有的炮、骑、工兵等兵种，全部抽出来进行另编，使各部队在战时缺少了技术兵种的支持，焉能和现代化的苏军对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