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民国早期东北军阀冯德麟的长子，其父还是张作霖进入绿林的领路人，后来与张作霖各领一个师，与张并称奉天双雄。两人和当时东北的风云人物——当然大都是绿林豪杰是结义兄弟，虽然为权力争斗不已，但还保持着做兄弟的底线，没有像其他省份的军阀一样，刀兵相见。后来，只是因为乃父冯德麟在民国的政治角斗中失势，在张勋复辟时站错了队，被撤职逮捕入狱。虽然经张作霖上下运作，保住了性命，但其军队也被张作霖收编。冯德麟自此淡出军政两界，专力发展家族实业，但不幸于1927年去世。

    冯庸少时就和张学良交好，他俩和鲍毓麟（吉林督军鲍贵卿公子）、张廷枢（张作相公子）、张学成（张学良堂弟）几个有通家世好关系的少年，也模仿父辈，结成了异性兄弟。成天横行于奉天城街头，玩耍打闹，也是情义深长。长成之后，几人又都在东北军中担任军职，又成了张学良在军中的帮手。冯庸因为这种关系，担任过奉军空军的参谋长和装甲部队司令，张学良对他还是对他很讲义气的，并没有因父辈之间的相争而影响他对冯庸的信任和支持。

    但他们几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这几个二世祖的上位，都是任人唯亲的结果，授予的职守大大超过了本身的才具，最终贻害了他们。张学良就不说了，空有一支强军，却做事瞻顾懦弱，被关东军2万人马撵出了东北，失去了自己称霸的基业。冯庸也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被敌军打得全军覆没，把东北军的铁甲车部队丢个干净，也黯然退出军界。刚好自己的老父亲去世，便把家中的积财全部拿出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人大学——冯庸大学。

    也可能是冯庸一退出军界就顿悟了，也可能是年龄的增长让心智也健全了，总之冯庸在办大学这件事上不再像以往那样纨绔嬉戏。冯庸大学从零基础开始到第一批学生入校就读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堪称当时中国大学之最。

    也得益于冯庸自己久在中国上层社会穿梭厮混而得来的见识，他的大学仅开设了工、理、法三个学科方向，切中当时中国人才的最急要的缺口。不仅如此，冯庸在大学强制推行半军事化管理和生活要求，每周都安排相当多的时间进行军事普及教育，这在世界的大学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学生接受这种强制性的管理，得到的好处就是食宿免费，甚至衣装也免费由学校提供。如果再能给学生发点津贴什么的，就完全可以媲美国家办的军事学院了，怪不得当时的东北人把冯庸大学与沈阳驻军的军营——北大营和东大营，并列戏称为“西大营”。

    这几年，冯庸大学成绩斐然，声名鹊起，冯庸也专心管理校务起来，不再过问东北的军政事务，也婉拒了张学良几次的邀请，没有了重回军界的念头。张学良可能是看到了冯公子的这种成长和变化，欣喜于发小的进步，和他自己一同步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时不时找点事，交托于他承办，好继续保持两人的走动和友谊。像今天这种验证新飞机的事，就是张学良要冯庸帮忙的，却差点害死了冯庸。

    听罢这些事情，秦川心里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首先他们这几个后世来的人，现目前就只能把冯庸当作融进这世的切口了，舍此别无它途，起码眼下如此。

    二是四人的身份问题，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做隐瞒了。四人突然出现在这世的东北，穿着打扮不同于当下风格，已是怪异了。还有辆奇怪的汽车，出行的方式这么地张扬。再加上对当地或者说当时的风土人情全然不知，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份，极有可能被认为是日本人的间谍（这个时代，日本人的各类间谍活动在东北乃至全国都是俯拾皆是的，早不是什么秘密）。

    况且，自己的那辆汽车，虽然现在被烧成了残骸，但骨架还在，尽显出大大迥异于当代的技术水准和工艺方式，见多识广的冯庸不会看不出端倪。自己若要继续隐瞒与他，即使他今天能够相信，也不能保证后来看出更多的破绽来，长此以往，反而从中积累出更多的疑窦，让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嫌隙，以至最后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