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祯没有在樊城逗留多久，就启程返回许县。因为这些天来，从六州送来的急报是一封比一封要命，级别最低的那一封，也是“军情似火”级别的，更别提高一点的那几封了。

    原来，梁祯在乌林的大败，被退守徐州的袁谭、袁术、吕布三人解读为梁祯势力已是外强中干，不仅无力扩张，就连自保，都难以维系的信号。因此，这三人是分别出兵，攻略青州和兖州，三人的判断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一时之间，此两州的梁军竟是连连败退，丢了数十县城。

    而这三人的胜利，又让“滞留”在梁祯辖区内的野心家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乎，豫州涌出了一股黄巾军，幽并之交，那归附了梁祯十多年的屠各胡，竟也闹起事来。

    但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因为最要命的事，所呈报上来的时候，无论是语气还是表述，都恰恰是最为温和的。

    而这件事的起源，是一封来自冀州别驾从事崔琰的奏疏。崔琰是冀州名士，曾求学于经学大师郑玄，后来因躲避黄巾起义，而辗转青、徐、兖、豫，足迹最远之处，甚至到了江南的寿春。黄巾起义被平定以后，崔琰曾先后为何进、袁绍征辟。而在梁祯占领冀州后，崔琰便被征辟为冀州别驾从事。

    崔琰在奏疏中说:《礼记·檀弓下》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初孔子与弟子周游六国时，曾经过泰山，当时的泰山虎患猖獗，但一位妇人，却依旧选择和家人定居在泰山脚下，尽管她的公公、丈夫、儿子都先后为猛虎所害。孔子问妇人，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妇人回答说，因为此处没有苛 政。孔子听罢，便感慨道‘苛政猛于虎’。

    而如今，冀州的百姓多有逃匿之举，琰细查之下发现，百姓选择逃匿，是因为民屯的税役过重，令百姓陷入贫苦之中。这难道不是比猛虎更恶毒的苛政吗？故而，琰以为，这民屯的制度，当予以废止。

    梁祯听罢，心中是只觉一阵剧痛，这剧痛之感，他是许久没有经历过了，哪怕是数月前，在乌林，目睹自己的十二万大军被周瑜一把火烧清光的时候，梁祯的心，也没有像今日这般痛过。

    因为，梁祯当年听从任 峻、枣祗二人的建议，在内地广泛设立民屯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民众不再苦于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迫，从而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到了今天，无论是从梁祯的亲眼所见，还是崔琰的上书来看，民屯制度，跟梁祯的本意，已是南辕北辙。

    “乌林之败，祯并不担忧什么。”梁祯将奏疏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因为无论是孙仲谋，还是刘玄德，都没有那个实力北上中原。但民屯的失败，却是令祯，寝食难安啊。”

    梁祯说这番话的对象，是董昭。而之所以在一众幕僚之中选择董昭，是因为梁祯想知道，董昭的心究竟在谁那里，如果还是向着梁祯自己，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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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放心地将梁昭的教育，托付给董昭了。

    高层间的对话，往往是短暂而信息量巨大的。而且，对话的双方，还必须在寻常的思考时间之中，想出几近完美的答案，否则就极容易会给自己树下不死不解的仇敌。

    “依昭看来，民屯之策，事与愿违，皆因名不顺。名不顺，则难行之。”董昭摇着羽扇，语速不急不缓，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进了梁祯的耳朵。

    “何为名不顺？”梁祯狐疑地问道。

    “民屯之政，不见于《汉律》，故各级官吏，即使有心，也无法可依。做少了，亦不易被降罪，反之，若做多了，还有祸及自身之虞。”

    董昭这话，就如一盘冷水一样，浇醒了梁祯。因为，这军屯民屯虽已施行十余年，但相关的律令却一直没有颁布，虽说有太师府和尚书台的公文背书，但这两者的公文的效力，跟《汉律》相比，还是差远了。如此一来，也难怪士族出身的官员，不愿推行。寒门出身的士子，也不敢去搏了。

    但是，这修改《汉律》又哪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这《汉律》可是名副其实的祖宗之法啊。既然是祖宗之法，又岂是可以轻易变更的？不说他人，光是朝中以杨彪、司马防为首的一众老“学究”就足以跟梁祯“辩论”上数年了。

    更何况，这变更《汉律》还容易向一些与梁祯貌合神离的人，传递出一种令他们不安的信号——这次是修法，下次就可以是修制，再往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