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铺垫这么多，具体问题倒是不怎么复杂。郑芝莞的佃户认为以前的债务是非法的，不想还，对于郑芝莞要收的租子，他们也用各种办法缺斤少两。

    其他郑氏族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有的人智力比较高。比如说郑鸿逵，他的解决方案是把借条和账目全改了，七出十六归的利率里，“七出”是无法证实的，当初的文书写的肯定是十出，至于利率是多少、欠债者还债还了多少，账目都是可以篡改的，大部分欠债者连字都不认识，怎么搞得清这么复杂的事情。在地租问题上，闯军承认四成以下的地租是合法的，至于到底多少是四成，那可以慢慢分辩，做官的人，“讲理”还讲不过这些老百姓吗？

    真正的聪明人早就看出来了，闯军这些政策，降低了农民被剥削的程度，增加了剥削农民的难度，但绝不是不允许剥削农民，只要有权力就能兑换成钱这一点是不变的，只不过兑换比例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把官做得更大，弄到更多的权力才是最有利可图的事情。

    郑芝莞则不同，他没有参加军队，专心搞商业，而他的头脑也完全停留在旧时代，刁民不还钱、不交租怎么办？当然是打了。

    刚刚经历过明末农民战争，农民也没那么好惹了，于是直接爆发了郑芝莞家丁和佃户的械斗。

    郑芝莞的家丁战斗力比一般的地主家的护院强得多了，佃户有七人被打死，受伤的有四十六个，家丁死伤还不到十人。

    郑芝莞还是比较有“法律意识”的，械斗之后，他立刻收集了证据，又把银子递到了县衙、府衙，证明这件事本来只是为了地租问题的争执，是佃户先动手打死了一个家丁，家丁才还击。

    械斗这事，着实稀松平常，闯军自然也不可能对参与械斗的人都治罪。双方都死了人，糊弄糊弄就过去了，事情闹大了，顶大天流放几个人。

    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事情。

    在闽西汀州一带，新秩序的建立可不像泉州这样“温文尔雅”，主流的口号固然还是永佃减租，但也有一些暴动的佃户直接烧毁了田主的地契。

    等到闯军占领汀州之后，重新确认地权，问题就来了，田主说土地是他们的，可是拿不出地契。但是，有一些土地按照官府的存照是可以证明原来的田主是谁的。

    佃户已经把土地抢到手了，闯军要把这些地再还回去？当时负责的文官不敢做主，当时驻扎在汀州的右营工标威武将军郝登云就替他做了决断:一切照旧。

    这个“照旧”是以闯军占领汀州，张榜安民的那一刻开始算，从那时开始，按照上面交代下来的指导原则，土地所有权完全以地契为准。你的地契要是之前被人抢走了，你就自认倒霉吧。官府的存照本来就和地契不完全对应，不能当作依据，如果把它们当作依据，那么那些在官府的文件上理论上应该是官田，实际上却被私人占有，甚至还发了地契的，要不要收回地契呢？

    郝登云既是豫西矿工的领袖，又在闯军中待了多年，在斗争经验方面远比汀州的佃农更丰富，他拉到了那些占了官田，拿到地契的地主，由他们出头，坚持按照地契一刀切的原则来确定土地所有权。能侵占官田的乡绅，显然是比那些被佃户揪出来痛殴的小田主更有势力。那些被佃户烧毁地契的田主何德何能，能同时对付佃农、军队、官府、乡绅四个群体？

    事情是解决了，可是没完全解决，郝登云的经验是斗争经验，不是建设经验。拉一派打一派，让农民的需求暂时满足，地主也没被逼到死路，这个尺度他能把握，但之后这种土地分配模式能否长久稳定，可就不是他搞得好的了。

    当年土地分配留下的隐患，在这个三年免征的期限快要到期的时候，更加暴露出来。按照常理来说，免征期种地比征税期更有利可图，可偏偏有人在三年免征要结束的时候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