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只是指导工作的，具体的任务自有下面的官吏去办。他今天的任务是接见石井、安平一带的乡绅，以安定人心。

    对于闯军清丈田亩、减租减息的政策，乡绅们自然颇多抱怨，但郑氏在这里势力太大，乡绅们没有发展起特别大的势力，也难以和闯军对抗。不过，孙可望很确定，这些人中肯定有不少与郑氏暗通。

    这些人当然不至于对郑氏有什么感情，但是郑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令他们舒适的旧秩序。

    积极向闯军靠拢的也不少，尤其是得知孙可望尚未婚配之后，好些人打算将女儿嫁给孙可望，当妾都行。

    在石井待了两天，孙可望觉得自己的工作作用也不大，这些乡绅的态度不是轻易能扭转的。尽管闯军做出各种姿态，显得自己是个正常的统治者，但只要郑家还存在，乡绅就不可能彻底倒向闯军。

    孙可望返回安平见刘弘才。刘弘才最近正忙于整编新投降的沿海各卫所里的明军，这些人和海盗也没什么分别，想把他们的人数统计出来都很困难。

    福建的情况很复杂，尤其是沿海地区，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同时，入闽的闯军还有威慑江西的军事任务。入闽能这样顺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福建明军中最能打的那部分被黄斌卿带去江西了。闯军攻入福建时，黄斌卿没敢回援，因为他驻守的建昌是益王的封地，一旦让袁宗第打下建昌，他难免人头落地。

    闯军倒没打算为难益王，饶州的淮王也是一样。江西这两个藩王都没什么恶名，在闯军的计划里，捉住他们之后也就是让他们去陪桂王一起种地。

    闯军迅速占领福建全境，而江西明军又毫无动作，这就使得整体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江西明军陷入了闯军的三面包围，而虚弱的浙江也暴露在了闯军兵锋之下。

    理论上来说，闯军入闽的兵力很少，控制福建已然不易，并没有余裕去分兵进攻江西和浙江，但对于明军来说，还是应该料敌从宽。

    但是明军能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呢？是反攻福建，还是向浙江调兵？江西战场上，尚可喜、解学龙、黄斌卿三部都不能调离，尤其是黄斌卿部，因为老家被端军心已经乱了，派他们回福建和派他们投闯没区别。江南又因为西军渡江而乱作一团，浙江已经无兵可用了。

    孙可望倒不用思考这些，他的主要职责是管钱。回到安平，刘弘才已经备好酒饭等他了。清蒸笋江鲈鱼、海蛎煎、香芋泥、千层腐皮，再加上香菇面筋汤。

    刘弘才刚到泉州的时候，也大吃了几顿海鲜，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觉得烤羊腿、红烧肉好吃。不过这里的海鲜便宜，肉食却很贵，刘弘才看着着实心疼，所以平时还是吃鱼吃贝。这些农民起义者出身，有过险些饿死经历的人，消费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这帮墙头草，我看和他们多废话也没什么用，什么时候我们打下厦门、金门，他们就什么时候和我们团结。什么人最合作？脖子上架着刀的人最合作。”孙可望发着牢骚。四兄弟中，李定国和刘文秀对士绅的态度都算比较温和，艾能奇从来不接触民政，倒是孙可望在处理和士绅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最激进。

    刘弘才指了指同席的两个幕僚:“像这二位一般本领的官吏，要是能往每个县都派三百个，大元帅敢废租佃行井田。可现在我们每个县只能派十个，所以还得和这帮财主打太极。”

    刘弘才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这番话有多大的意义，闯军造反八年了，也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于《天朝田亩制度》里那样“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的想法。宋代的钟相有“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却没能做到，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号召，然而免粮可以，均田却终究不行，在没有大规模抛荒土地的地方，“均田”只能解释成“均平田赋”，连查还被豪绅霸占的土地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