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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之王 第三百三十九章 梅先生访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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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程中，特别是来到华夏传教的西方早期传教士，非常推崇讲故事的形式、内容和筹资能力。
但真正决定故事讲述成败的关键，是承担“传教士”角色的“故事员”。
同样的事情放到资本身上，能否成功上市，讲故事的人和叙述能力也很重要，请参考杰克马。
而前世梅大师第一次访美,最重要故事员当然是梅兰本人，但也离不开另外两位故事员——齐山茹和张春鹏的助攻与配合，这是一出京剧之外的“三人转”，缺一不可。
为什么说梅大师无可替代？
首先，梅兰所独具的几个素质无人可比，更无人可代。
第一,精湛的京剧表演艺术。
作为华夏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当然,他现在还没被公认,但也要不了几年了。
梅大师不仅京剧功夫一流，而且他在男扮女装、超群唱功、优美舞姿等方面，彻底征服了丑国观众。
用戏剧的形式讲故事，既少了无聊的废话，也增强了故事本身超越种族与文化的穿透功能。
在丑国观众眼里，梅大师的头、颈、肩、手、腰、眼、袖和舞台行走的动画，都表达出“一种纯粹的快乐”。
所以，观众需要一个晚上只看梅的眼睛，另一个晚上看他的手，再一个晚上看他在舞台上移动时自由的美丽动作，就足够领会这项艺术了。
第二，博采众长、吐故纳新的杰出能力。
梅大师的兴趣爱好并不局限在京剧，自幼喜爱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广交学界和各界朋友。
梅宅一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常与京剧理论家和导演艺术家切磋演艺。
而且在交友与交流过程中，培养了一种闻过则喜、不断改良的能力。
这种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特质，既能适应和顺应丑国观众的喜好、促进京剧在丑国社会的本土化，也能保持京剧形式、内容和剧目在坚持原味中,不断创新。
而这种平衡传统与创新的能力，正是一个故事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苏格尔在他的书中就认为，“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华夏旧剧里面去，但却没有损及华夏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
第三，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品性。出生梨园世家的梅兰芳具有忍受权贵欺凌和金主剥削的耐力与情商，而且一旦从艺，不管碰到怎样的艰难困苦，绝不放弃。
例如，为梅兰芳联系剧场和演出打前锋的司徒校长秘书傅先生，突然在梅启程丑国前几天来了一份电报:此间经济危机，请缓来；
第二天，傅又来电:“如来要多带钱。”
经过长考，梅大师以少有的激动口气说:“走！”
“欢送会已开过，舱位定了，如果临阵收兵，将传为笑柄。”
然后,梅突然提高了声调:
“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必须拿出勇气来冒这个险。”
梅兰在从霓虹到枫叶国的远洋客轮上，经常听到轮番演奏的美、英、法、日四国国歌，但就是没有华夏国歌。
对此，梅召集团员表示，“不必过于愤慨”，我们需要“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才能太平。若是人人能够如此，我们的国歌，自然有在全世界奏演，使全世界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
第四，待人接物的谦卑与处世为人的低调。
梅兰作为一个当时年薪高达75万美元的戏剧名角，竟然言谈举止如此温良恭俭让，深得丑国观众的赞许，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外交的亲和功能。
他在纽约访问期间，毫不吝啬地利用演出间隙的时间，最大限度地与丑国公众见面、互动。
几乎每天都在学术聚会、时尚接待、社区餐叙之中度过。
在纽约之行的告别晚会上，梅兰表现得“极其礼貌和温和，慢慢地绕过长桌，认真地看着外国人的脸，把他惊人的柔软的手伸向所有其他的手。
他没
有错过任何人。每一个人他都以庄重的态度打招呼”，尽管“他看起来特别疲惫”。
这种名演员与观众一一握手的情景，“是一种非常受欢迎和重要的交流方式”。
同时，梅大师谦虚学习的态度和能力，也得到广泛赞誉，应验了华夏文化所崇尚的海纳百川的心胸。
这种得体的谦词和谦卑的肢体动作，又是一个优秀故事员所必不可少的。
第五，激发丑国人好奇心与共情的能力。
必须承认，很多丑国人是怀着好奇心来看梅大师的戏，这种好奇心一方面是来自东方主义的神奇、迷幻和迷思。
另一方面是梅大师自身的独特魅力，因为他给丑国人的印象总是优雅和美丽、庄重和温柔，能激发丑国人无限而又纯粹的想象力。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最近，泰戈尔在京城看了梅大师为他专场演出的《洛神》，地点是在开明戏院。
看完后的第二天，泰戈尔用毛笔在一柄扇子上，用孟加拉语写下了一首可以传世的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峦。
泰戈尔真的不懂京剧，但他与京剧和梅大师出现了心灵的共鸣，因为华夏的京剧就是善于表现“景生象外，意得空中”，“于无中得有，在虚里显实”。
所以，心灵相通，是艺术的独特功能。
这一点，也是梅大师成功的最重要一点，他所表现的真善美爱的温度，丑国人感受到了。
一个没有温度的演员，是无法传递任何热度给观众的。
当然，除了梅兰芳本人的主观努力，这台京剧故事的成功离不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齐山茹和张春鹏的珠联璧合、鼎力相助。
齐山茹曾在清末的同文馆学习德文、法文和俄文，三度游历欧洲。
辛亥后，曾任京师大学堂和京城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对戏剧和戏剧理论颇有造诣。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程中，特别是来到华夏传教的西方早期传教士，非常推崇讲故事的形式、内容和筹资能力。
但真正决定故事讲述成败的关键，是承担“传教士”角色的“故事员”。
同样的事情放到资本身上，能否成功上市，讲故事的人和叙述能力也很重要，请参考杰克马。
而前世梅大师第一次访美,最重要故事员当然是梅兰本人，但也离不开另外两位故事员——齐山茹和张春鹏的助攻与配合，这是一出京剧之外的“三人转”，缺一不可。
为什么说梅大师无可替代？
首先，梅兰所独具的几个素质无人可比，更无人可代。
第一,精湛的京剧表演艺术。
作为华夏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当然,他现在还没被公认,但也要不了几年了。
梅大师不仅京剧功夫一流，而且他在男扮女装、超群唱功、优美舞姿等方面，彻底征服了丑国观众。
用戏剧的形式讲故事，既少了无聊的废话，也增强了故事本身超越种族与文化的穿透功能。
在丑国观众眼里，梅大师的头、颈、肩、手、腰、眼、袖和舞台行走的动画，都表达出“一种纯粹的快乐”。
所以，观众需要一个晚上只看梅的眼睛，另一个晚上看他的手，再一个晚上看他在舞台上移动时自由的美丽动作，就足够领会这项艺术了。
第二，博采众长、吐故纳新的杰出能力。
梅大师的兴趣爱好并不局限在京剧，自幼喜爱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广交学界和各界朋友。
梅宅一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常与京剧理论家和导演艺术家切磋演艺。
而且在交友与交流过程中，培养了一种闻过则喜、不断改良的能力。
这种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特质，既能适应和顺应丑国观众的喜好、促进京剧在丑国社会的本土化，也能保持京剧形式、内容和剧目在坚持原味中,不断创新。
而这种平衡传统与创新的能力，正是一个故事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苏格尔在他的书中就认为，“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华夏旧剧里面去，但却没有损及华夏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
第三，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品性。出生梨园世家的梅兰芳具有忍受权贵欺凌和金主剥削的耐力与情商，而且一旦从艺，不管碰到怎样的艰难困苦，绝不放弃。
例如，为梅兰芳联系剧场和演出打前锋的司徒校长秘书傅先生，突然在梅启程丑国前几天来了一份电报:此间经济危机，请缓来；
第二天，傅又来电:“如来要多带钱。”
经过长考，梅大师以少有的激动口气说:“走！”
“欢送会已开过，舱位定了，如果临阵收兵，将传为笑柄。”
然后,梅突然提高了声调:
“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必须拿出勇气来冒这个险。”
梅兰在从霓虹到枫叶国的远洋客轮上，经常听到轮番演奏的美、英、法、日四国国歌，但就是没有华夏国歌。
对此，梅召集团员表示，“不必过于愤慨”，我们需要“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才能太平。若是人人能够如此，我们的国歌，自然有在全世界奏演，使全世界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
第四，待人接物的谦卑与处世为人的低调。
梅兰作为一个当时年薪高达75万美元的戏剧名角，竟然言谈举止如此温良恭俭让，深得丑国观众的赞许，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外交的亲和功能。
他在纽约访问期间，毫不吝啬地利用演出间隙的时间，最大限度地与丑国公众见面、互动。
几乎每天都在学术聚会、时尚接待、社区餐叙之中度过。
在纽约之行的告别晚会上，梅兰表现得“极其礼貌和温和，慢慢地绕过长桌，认真地看着外国人的脸，把他惊人的柔软的手伸向所有其他的手。
他没
有错过任何人。每一个人他都以庄重的态度打招呼”，尽管“他看起来特别疲惫”。
这种名演员与观众一一握手的情景，“是一种非常受欢迎和重要的交流方式”。
同时，梅大师谦虚学习的态度和能力，也得到广泛赞誉，应验了华夏文化所崇尚的海纳百川的心胸。
这种得体的谦词和谦卑的肢体动作，又是一个优秀故事员所必不可少的。
第五，激发丑国人好奇心与共情的能力。
必须承认，很多丑国人是怀着好奇心来看梅大师的戏，这种好奇心一方面是来自东方主义的神奇、迷幻和迷思。
另一方面是梅大师自身的独特魅力，因为他给丑国人的印象总是优雅和美丽、庄重和温柔，能激发丑国人无限而又纯粹的想象力。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最近，泰戈尔在京城看了梅大师为他专场演出的《洛神》，地点是在开明戏院。
看完后的第二天，泰戈尔用毛笔在一柄扇子上，用孟加拉语写下了一首可以传世的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峦。
泰戈尔真的不懂京剧，但他与京剧和梅大师出现了心灵的共鸣，因为华夏的京剧就是善于表现“景生象外，意得空中”，“于无中得有，在虚里显实”。
所以，心灵相通，是艺术的独特功能。
这一点，也是梅大师成功的最重要一点，他所表现的真善美爱的温度，丑国人感受到了。
一个没有温度的演员，是无法传递任何热度给观众的。
当然，除了梅兰芳本人的主观努力，这台京剧故事的成功离不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齐山茹和张春鹏的珠联璧合、鼎力相助。
齐山茹曾在清末的同文馆学习德文、法文和俄文，三度游历欧洲。
辛亥后，曾任京师大学堂和京城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对戏剧和戏剧理论颇有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