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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七)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一章:《周易》文本探源

    第三讲:《周易》原创文本

    第二节:《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

    《周易》一书产生在什么时间呢?这里说的《周易》,就是指原创的《周易》一书,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组成的《周易》。至于《周易》里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则放到后面讲述。

    先秦史书《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所反映的繇式《周易》出现的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早期

    那么,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一书之前,是否还有有关《周易》一书的记录吗?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能找到证明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更早的记录了。《诗》里面有,《书》里没有。就目前已知,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无发现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

    我们来看传统上对《周易》产生的说法,最早是《易传》文里出现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帛书《易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里记载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帛书《衷》里有这样的说法:“子曰: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焉?”又说:“《易》[之]兴也,于中古乎?作《易》者,其又患忧焉?”

    这帛书《衷》文里的说法,后来被移植到传世《系辞》里。

    传世《系辞》一文里出现对《周易》产生的说法:“《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而帛书《系辞》与传世《系辞》里都有一样的说法是“伏羲始作八卦。

    这《系辞》应是战国末期产生的,到西汉前期又进行了增删。

    两汉时期,对《周易》产生的说法又有了新的内容发展。

    司马迁已把前人说的“伏羲始作八卦”,纳入到《易》里,称“易八卦”,“八卦”却成了《周易》一书里的东西了。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误解。而司马迁又明确落实《周易》是西伯(即文王)拘羑里推演出来的。这就是把《周易》落实到周文王头上的最早说法了。

    《史记日者列传》里以善卜者司马季主之口说的更详细:“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记》里说的“伏羲作八卦”,是抄袭《系辞传》里的说法而已。《史记》里说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同样是在《系辞传》说法基础上的演义化。

    《史记》里不但把《周易》(《史记》作者所讲的《周易》,是面对今本《周易》)一书说是周文王创作的,而且也对《易传》(“十翼”)给于明确的说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司马迁不但把“八卦”归到《易》(指《周易》)里,而且把《周易》里的六十四卦爻辞归属于周文王的创作,又把《易传》(司马迁时还没有出现的《杂卦》、《序卦》)著作权授予了孔子。由此有三位圣人创作的一部“易经”,被司马迁神话般的造出了。由此三位一体(即“八卦”、“卦爻辞”、“易传”)的一部“易”,成为帝国里的“经”之首。故到班固作《汉书》,就对《易》(指《易经》,即今本《周易》加“十翼”)产生的说法更具体化了。《汉书·艺文志》云:“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可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时历三古。”

    自此“人更三圣,时历三古”成为《易》之经典与权威说法,而后来的王朝里大抵遵循汉时的说法。

    不过今天人们对《周易》产生的时间问题,有人总结出有十几种说法。但主流话语,还是传统上的说法。

    那么,《周易》一书是否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呢?

    从考古资料上已知《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画符号早在文王之前就产生了,而《周易》一书则在后封建时代里被美化成是文王之作。

    本身《周易》一书的进步思想与文王时期也根本不是同一时代背景。即使西周的武王与周公时期,王朝里已然充满着浓重的天命与迷信思想。从“西周书”里记载,那时还是运用龟占卜问吉凶,若是殷周之际或是周初《周易》已产生,但从整个西周时期里,《周易》仿佛被蒸发掉了那样,而没有任何踪迹?为何西周这段时间里对《周易》没有任何记载,“西周文”,《诗》,以及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铭文上都没有记载有关《周易》之事。而在几百年后,《周易》这部书,犹如石沉大海般的突然浮出水面。即有地上的典籍《左传》这部史书记录了《周易》一书,并最先以卜筮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说明《周易》一书决不可能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因为西周官方里的那些文献并不反映《周易》一书。

    那么,首先能否从《诗》与《周易》里如诗的语句及手法对比来看《周易》产生的时间吗?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汇集,其诗歌产生的时间大约从周初到公元前六世纪(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不同时期的诗歌,又经过不断地吟唱流传,最后到春秋时期汇集成册。

    从《诗》里看不到对《周易》一书的反映。那么,只有通过《诗》的体裁、表现手法来与《周易》一书的写作表现手法对比分析,看两者产生的相关时代背景。

    《诗》是诗歌的汇集,“诗”有“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诗》里的诗句虽不是全是四言一句,但《诗》里的诗歌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诗》里的诗歌艺术特色是“赋、比、兴”的运用,这既是《诗》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周易》属于文章体裁,但不难看出《周易》一书里有不少“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一些文章讲究对仗和用韵,句式生动流畅、简明洗炼,在形式上呈现出诗歌的特征;而且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那么,《周易》与《诗》里的诗歌谁是谁的先后继承关系呢?当然是《周易》受到诗歌的影响,因从诗歌产生的历史来看,是远远早于《周易》一书的产生。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诗是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在各种文学表现形式中,无疑诗歌形式出现的最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历史,就有了诗歌。《诗》里的诗歌虽然产生的较晚,但不等于说诗歌形式出现的晚。文学的源头是原始诗歌。

    《周易》一书虽多有诗的表现手法,但《周易》毕竟不是“诗”,而是“文”。《周易》的体裁是“文”。《周易》一书是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而《周易》文章又实属我国论说文的先驱。虽然《周易》是文的体裁,但《周易》一书在写作手法上无疑受到诗歌的影响。《周易》一书里的文章主要运用隐喻、象征的方法来论证事理;而且形同于“诗”的语言与格式,这无疑是受到“诗”的影响。正确地说《周易》一书是“诗性思维”的结晶。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政治道理,而且读出诗歌美韵来。《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有着诗歌的韵律之美,一些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不但有大量的如诗之句,而且还有通篇如诗的体裁与手法的文章有《贲》、《明夷》、《归妹》、《艮》、《渐》等。

    《诗经》里有一首诗,其名是《鸿雁》。

    《诗》里的这首《鸿雁》一诗与《周易》里的《渐》对比来看,两者的写作手法似乎没有区别。两者都用鸿雁起兴,不过《周易》里的《渐》只是用来一个单字“鸿”,而《诗》里的《鸿雁》,则出现的是“鸿”与“雁”合成词。从中国文字发展来看,是从单字发展出词语的一个过程。

    《鸿雁》一诗又是创作于何时呢?《诗》里的诗歌分“风”、“雅”、“颂”,《鸿雁》一诗属“小雅”里的诗歌。

    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小雅”中大部分诗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因有不少诗反映了时代的黑暗与动乱。《鸿雁》一诗被当今研究者认为是西周末期产生的,这首诗是乱世流浪者的哀歌。

    而《周易·渐》文虽也以“鸿”起兴,但表现的是与《鸿雁》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内涵。《渐》文把一对离人的远征与守望上升到一种爱国情怀来欧歌。《鸿雁》一诗应是西周末期还是春秋前期的时代背景。而从《渐》文的体例用词及思想含义来看,应在《鸿雁》一诗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书的产生不会晚于西周末期。

    而《诗》里还有一首诗如同《周易·渐》文那样用“鸿”来起兴。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诗经·豳风·九罭》)

    《九罭》一诗应早于《鸿雁》一诗是肯定的,此诗应是西周后期产生的。

    《周易》里的《渐》文是以“鸿”起兴,共分六段以“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起兴。而《诗》里的《九罭》一诗里以“鸿飞遵渚,鸿飞遵陆”来起兴。这“鸿飞遵陆”与“鸿渐于陆”寓意非常接近。从《周易·渐》的用韵来看,更规范于《九罭》一诗。通过《渐》文用“鸿”起兴的手法与《诗》里的《九罭》与《鸿雁》诗歌的对比,推断《周易》一书的产生早不过于西周中期,晚不过于西周后期。

    上世纪的易学家李镜池就已对《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与《诗》里的诗歌的体例文法进行比较,以此推及《周易》产生的时代,为“成书於西周晚期”的说法。

    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序》里说:“我们现在认爲《周易》的编着,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这是李镜池在早期诸种说法后更改的说法。

    其次看能否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吗?

    古今《周易》学者也多是从《周易》一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殷周之际发生过的史实,做为推断《周易》产生时间的依据。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却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法。

    传统上认为《周易》里反映“文王与纣之事”的内容,是在《周易》里的《泰》篇,有“帝乙归妹”,《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归妹》里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从这些文章出现的人物故事,就是发生在殷周之际的事情。大概后人读到这些句子,就联想到《周易》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故《系辞》里就认为“《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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