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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古黄河流域，生活着一个个氏族，并有若干不等的人群，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共同采摘，打猎，种植，养植生活在一起，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农业聚落。以血缘加地缘，在农业聚落基础上发展出部落，由部落联盟发展到“家国”。由“家”到“国”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即血缘组织，建立在家国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产生了古代伦理政治哲学，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源于《周易》，《周易》是中国哲学之根。《周易》哲学正是血缘宗法社会意识的反映。东方的古典哲学是东方社会意识的反映，自然不可能产生如希腊古典时期哲学思想内容。东西不同的生存环境，其意识形态也不可能相同。

    古代中国地缘组织不是以血缘组织的崩溃为前提，而是两者紧密结合，血缘组织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强化，并与地缘更加紧密地结合发展成独有的宗法制度，这一发展路径与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是不相同的。也就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东西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正是两个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对生存者的影响结果。

    而古希腊也经历了氏族社会，由于希腊所面对的生存条件，即特殊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促使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较快发展。因此促使氏族“共同体”走向解体。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发展必然加速社会的阶级化过程，所以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血缘关系的否定。由于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作用，平民们早已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这些平民和工商业阶层在斗争中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改造氏族贵族统治，用明确的私有制和自由独立个人的新的政治联合体来取代。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上，在荷马时代的居民分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包括若干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30个氏族。多利亚人南下时没有能占据雅典，但是其他地方的居民纷纷逃到雅典，原来的各民族成员也出现迁徒混居的情况。外来居民和脱离原来的民族迁居的人，都处在氏族组织之外，贫富分化在逐渐发展着，居民逐渐分成氏族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后两者是平民），还出现了奴隶。各部落以雅典为中心逐渐走向联合，前8世纪未，雅典国家形成。

    梭伦改革之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引起了雅典平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公元前594年，贵族出身的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梭伦因经商周游海外成为饱学之士，社会有一批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他们多出身平民，有钱而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梭伦改革实际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