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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既是自然中的人，又是社会中的人。只有人类才有历史，只有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与动物同样生存在地球上，而动物不能组成社会，建构文化，也就没有历史。而人不同于动物，人组成社会，构建制度，创造了诸多文化(精神现象)，才构成了历史的链条。而自然环境只是为人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而在生存空间中活动，关键靠人。“物”不会支配人，而人支配“物”，人在支配物的过程活动(即行为过程)是受其思想的支配。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自然的世界是先天于人而存在着的，没有人类之前同样是存在着的。而正是有了人，在人的生存过程中，即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不断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生存的需要，而利用着自然世界，积聚着物质财富，为人类自身提供生存上的各种物质保障。自然的世界是被动的，而人的世界是主动的。故物质不决定人的意志，而人的意志与意识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个历史过程。如动物的意识不受“物质”、“存在”所决定那样，动物还是动物(当然受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进化，是另一种理论，故不能绝对的看待问题，否则就陷入不可理说的地步)。但动物能通过人的训化，而改变习性和思维定式。同理人是高级动物，人能适应各种不同生存环境，人能思想，能学习，模仿。故人的不同习惯，思维都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

    为何笛卡尔被称之谓欧洲近代哲学之父，正是笛卡尔开启了人类的新思维。“我思故我在(是)”。无凝排击了“神”的主导地位和神学思想，而彰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思想。

    通过人类发展史来看正是人建构了文化，包括国家、宗教、政治、法律、道德等等，构成了历史，即人在生存空间的活动过程中创造了诸多文化(精神财富)，而形成了历史的链条。若没有了精神文化，人与动物也就没有本质区别了。正是人有了思想意识，才有了人的世界，即建构出了社会文化与制度形态。应从思想的源头探寻先秦思维方式文化根源。因为思想是文化的根基，决定着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支配着人的行动。那么也就不可否认正是萨满的世界观与方**影响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性(直接的作用，而不是根本的作用)。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各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就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正是民族的文化，决定了民族人的思维方法。也正是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