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里构建的“君子”理念，如同柏拉图《理想国》里构建的“哲学王”的理念。先秦所建构的君子，即是“君子王”的理念。无论先儒与后儒所赋予给君子多少道德的内容，“君子”就是实现安邦之治的一个政治角色。《周易》一书始给“君子”赋予上道德内涵，但始终表述的是政治目的。《周易》建构出了一个政治理念——“君子”。而《周易》里的“君子”最大的“道德”体现在“有孚”（先儒建构的民本思想）思想上。“君子”与“有孚”构成了君子之治的政治内涵。严格的讲后儒学的《论语》、《中庸》、《孟子》里所讲的仁义道德或王道(仁政），最终所体现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无疑是《周易》和《大象》政治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只是区别于所赋予给政治主体的“君子”的道德内容多与少而已，而并不改“君子”的政治概念的性质。

    “君子”一词一经出现，《周书》与《诗》里仅仅是身份概念，而由《周易》哲学完成了“君子”的政治概念。《大象》与《论语》里的“君子”都是政治概念。《周易》一书中出现了十九次君子。而《大象》中共有六十四句，除了几个用“先王”、“后”之称外，全是“君子”的称法，《大象》完全是一篇独立的“君子论”。《论语》一共有四百五十八篇（节），其中有八十二篇（节）涉及到“君子”一说。《论语》里的“君子论”，从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周易》，也多于《大象》，但《论语》里的“君子”之论，实则是《周易》与《大象》“君子”之论的继承与发展。

    《周易》一书奠定了儒家“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即为理想人治预设的政治基石。我们可以从《周易》里的“君子”之论的内容看得十分清楚。《周易》里的“君子”论，一是给“君子”讲述安邦治国的道理，二是给“君子”讲述的“修德”之道。也就是后儒学里发挥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政治路径。当然先儒与后儒却在“君子”的道德性建设上的内容有所不同，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君子论”就是讲“君子”之治，“君子”之爱，“君子”之优患，“ 君子”之修德（即统治者如何治国之术，而治国之术重点是落在如何对待“小人”的问题上，即如何统治百姓的问题）的政治道理。《周易》里的“君子”与《论语》里的“君子”，或是再后的子思，孟子，苟子所讲的“君子”都是政治概念。无论给“君子”赋予多少道德内涵，均不改变其政治概念。 “君子”是个政治角色，是担负着政治寄托与重任。先秦“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始建构于《周易》，并发展于春秋战国那些后儒学中。而“君子”之治的政治链条被斩断于韩非子建构的帝王专制论中。战国末期产生的《系辞传》、《老子》、《韩非子》这些帝王术里的神秘论与专制论思想，却斩断了上千年儒家构建的“君子”治国论（“君子”治国是封建王国里的政治理论，而专制论是帝王大一统王国里的政治理论），而被帝王专制论所替代。此后，“君子”与“小人”不再是政治概念，而变成了纯道德的称谓了。无论是谁都可成为“君子”或“小人”。只要符合后封建道德规范的人，无论是达官贵族，或是贫贱奴仆都可成为君子的称号，反之则是小人。帝王专制下“君子”的身份与政治概念，从此烟消云散。帝王专制下只有帝王一人高高在上，没有什么“君子”的共治天下的理念。天下是帝王一人的，其它均是帝王的附属。先秦“君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先秦的诸侯时代，有国有家的在位者就是“君子”。这些“君子”共有这天下，而周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而“君子”把“家”、“国”治理好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帝王时代没有了“分封”，消灭了“分封”（即不再是封建制度），天下是皇帝一家，也就失去“君子”之治的政治基础。后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没有了“君子论”，而只有‘明君’和‘暴君’，以及清官与贪官的政治学说。先秦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与先秦封国体制分不开，而这“君子”政治概念是始创于《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