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是史巫以春秋《周易》文本，通过蓍草推演起筮，即要经过“十八变”才能得一‘卦’。是通过三变得一繇，这样周太史筮出《观》，就得经过六次十八变，得出的数是七、七、八、六、八、八；又通过“数”换成“繇画”符号所得出的。

    以蓍草推衍，通过“十八变”得出的数字按奇偶之数换成繇画符号，就可起出一‘卦’来，卜筮的巫史，不用翻本就知是哪一‘卦’了。《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周太史就是这样筮出了《观》中的“否”繇辞来‘推算’小陈完以及其子孙的命运吉凶的。那么，通过这一“起筮”方法知道，这与《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是无关的。因《周易》一书里即没有讲筮术的方法，也不讲断卜筮的内容。若想从《周易》一书学得“起卦、算卦”，只能是白日做梦。只有把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卦学，有了“八卦”内容，再结合《系辞》里的“大衍之数”才能起出六十四卦里的出某一卦。这无疑说明《周易》与“八卦”筮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周易》一书已早出，而八卦筮术是晚出的卜筮之术。

    那么，我们再看《左传》里所谓用《周易》来卜筮，又是如何的推断人事吉凶的？在这一筮例里的解卦过程中与《周易》一书又有多大关联呢？并且那些关联到用《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断人事吉凶有没有道理呢？假使《周易》是占筮之书，那么，用《周易》里的“繇辞”就能看出人事的吉凶了吗？

    周太史在筮出《观》之“否”说道:“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周太史筮出《观》里的“否”繇辞后，所叙述的话，确实是《周易》一书中《观》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即“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你若打开今本《周易》里的《观》卦里，看到第三爻辞也正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二千多年来还是一字不差。但相差的是《左传》记录的这一筮例中所说的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观之否”，是史巫运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卜时的称法，而今本《周易》是“六·九”爻称的结构形式。而“观国之光，种用宾于王”这一句话确实是出自《周易》里《观》篇内容，而非是《否》篇中的句子。那么为什么说是“观之否曰”呢？而不是说“《观》之‘六三’曰”呢？说明当时《周易》一书还没有改造被添加进去“六·九”爻式。而“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在春秋时而是春秋《周易》文本里《观》里以“否”作繇称下的一句繇辞。这是被看作“变繇”里的“繇辞”，以当时的筮法规定，就通过这一繇辞要对陈侯的儿子完算出个身后的吉凶来。即这一“繇辞”，对周太史来说，藏着陈侯儿子的吉凶密码。即卜筮的‘天机’。当然，这只是被认为是敬仲（即完的字号）命运吉凶密码其中之一，关键是所占出《观》之“否”的所属符号里的取象，更是所认为藏着吉凶密码。周太史要以《观》之“否”这一繇辞以及《观》之“否”符号的取象，给小敬仲推断出日后吉凶的所以然来。从周太史给小敬仲推断上看，是算前程。现在叫算官运，即不断婚姻，也不断财运及寿命，而是断官运。不但断陈侯小儿子的官运，还包括其子子孙孙八代后“代陈有国乎”的这种“官运”。而这“代陈有国乎”，正是从“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一句话里看出来的‘天机’。若非筮出《观》里这句话，而若是筮出是《大畜》里的第四繇辞里的“童牛之牿，元吉”。也不知周太史如何从这句话里看出敬仲日后及子孙的‘天机’说法来。《大畜》篇里的“童牛之牿，元吉”。其意是“给小牛扎上牛鼻桊，(训养牛)是大有好”。《大畜》篇里所讲述从养家畜来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若是被巫史当作占辞，而不知如何断章取义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若筮出这句话，当占辞，也不知周太史如何附会出吉凶上的所以然来。那么，要是筮出《大畜》里的第五繇辞:“豮豕之牙，吉”。意思是“给刚长出槽牙的小猪阉割，利于饲养育肥”。若筮出这一句话，巫史当然也会联想、比类到人事吉凶上，一定也能附会出个所以然来。刚好周太史占筮出的是《观》中的“观国之光，种用宾于王”。就比类、联想到陈完(敬仲)日后会成为国外一个王的上宾。那么，要是筮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三百八十四繇辞的任意一个爻辞，都不涉及“上宾”有关，可周太史又如何知‘天机’呢？人们会说“八卦”就是神，三百八十四爻，不是想要什么就占出什么。为何筮前（即算卦前），按朱熹要求的，要很恭敬的进行一凡求神的仪式，要净室，焚香，祷告。把心里想卜问的事项，向神灵诉说，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启示。若按这样说，这就是神启的仪式，八卦筮卜，岂不是巫术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