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东汉又是谶纬迷信泛滥成灾的时期。所谓“谶”，是数术占验预卜吉凶的隐语，它既有文字，又有图，所以又叫“图谶”；所谓“纬”，是衍经书的，即对儒家经典神学化的解释。

    《后汉书》里称:“是时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甚至于“光武避正殿，读谶坐庑下，浅露中风苦咳”。

    这光武皇帝，读起谶纬这些神秘的学说，到了何等的地步，要比孔夫子晚而喜《易》，韦偏三绝还要用功，这样自然是上行下效。皇帝读占验神秘之学如此用功，而底的儒学者，能不呕心沥血的去发扬光大数术占验的理论与研究么。

    而东汉还有一位被现代人大赞与称颂为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可是与他的著作《论衡》一书里宣扬的“命理”学说不相称。正是王充为后世命理学说理论的鼻祖，你若不信可研究《论衡》一书，再结合唐、宋、明、清的八字命理书，就明白了王充《论衡》一书的实质内涵了。可以说王充阐述的“命定”学说，为后世八字批命，替代八卦批命，立下了“不朽的贡献”。而正是八字命定之说，把国民进一步引向愚昧与深渊，也把国家引向深渊。应当对王充《论衡》一书里的“命理”学说给于揭露与批判。

    而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在西汉时期因阴阳灾异”易”说而销声匿迹，讲阴阳灾异讲的过了头，也把汉帝业讲到了尽头。

    纵观西汉“象数易”，虽然称“象数易”，而那个“易”已与《周易》的“易”无关了，并不是解释《周易》的，实是运用新的天学、阴阳五行、灾异说与八卦学上的“象数”结合，而产生出新的八卦学说，目的是欲建“弥伦天地，无所不包”的天地认识模式。这种“象数易学”与先秦的《象》、《彖》等“易学”不同了。汉“象数易学”更是远离了《周易》原创一书的思想。

    汉“象数易学”与原创《周易》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汉“象数易学”不单单是以今本《周易》的卦象、卦爻数来诠释八卦筮术，以占断人事吉凶。而是以“八卦”衍生出以卦气、阴阳节气、天学为一体的宇宙模式，重在探究宇宙与人类之间（天人之间）阴阳灾变与天人感应，其目的是引向政治，而指导政治。这从董仲舒、京房、刘向的奏章用阴阳灾异、卦气说政治是一清而楚的。汉“象数易学”并不等同于“末流”的算卦之学，在当时是思考把握的是国家前途命运之学说。从殷商到西汉，无论龟占筮卜还是八卦卦气与阴阳灾异学说都是要决策于国之大事为目的。可以说在两汉产生的阴阳灾异与“象数易学”是当时认为的是最前沿的“科学”学说，当然在今天看来，不但不是科学，而是迷信的巫术之说。

    所谓两汉时期的“象数易学”之内容，不外是卦气，阴阳灾异，纳甲爻辰等本是以往八卦筮卜里没有的东西，而是两汉时期新出的东西。

    所谓“卦气”说是将八卦学里的卦爻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三百六十五日等相配应，将八卦学里的卦爻符号与历法融为一体的一种学说。这里面又包括了“四正卦”说、“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卦卦气”说，这里面的细节就不在多说，在“《周易》筮卜说”里有叙。

    “卦气”说是孟喜创立的，而象数占验学说中还有纳甲说，即将十天干，按一定的排列纳入八卦体内，因甲为十天干之首，故以甲为名。

    “八宫”说出于京房，即将六十四卦分于八纯卦各领一宫，每宫各由八个卦组成，这成为后世算卦批命的基础范式。

    “互体”说是从每个卦画中，看出互体的卦画（即八纯卦里的每一卦）而成一卦的说法。

    “爻辰”说是郑玄创立的一种释卦的体例，是一种将乾坤十二爻与十二辰（地支）相配应的学说。

    “阴阳升降”说，是把卦画符号附阴阳属性之说。

    总之西汉的象数占验学说上是孟喜、京房等借助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及前人的成果，建构完善了一个庞大而完备的“卦气”体系。京房还推出了其纳甲、八宫、五行体系；东汉郑玄又推崇爻辰、星宿诸说。这些本是占验学说，而到东汉后期却将前期的所谓“易学”成果运用到释解《周易》文辞上去了，即所谓释“易”上的“象数派”。

    两汉产生的“象数学”，最终产生了两种影响，一路是以此说走向八卦（八宫纳甲）算卦上，即广泛的运用在个人的命运前途上的“先知”上去了。而另一路是以“象数学”的成果，去解释今本《周易》的义理，即用卦气、阴阳、爻位、爻辰、互体等释解《周易》，这虽然不是讲算卦的，但这种所谓释《易》的东西，不可能正确的解释《周易》一书里的思想宗旨。所谓“象数易学”只是《周易》学术上的南辕北辙，只能把《周易》引向歧路，只能误导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