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传》里还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这是继用《周易》筮卜和引用《周易》为义理之书现象的另一种现象，也是史书里最早记录论《易》（指《周易》）的内容。这也是《传》外《周易》学的内容。即春秋时期开始的“易学”，就是以“象”释《易》，即“象易学”。还没有把《周易》改造成“六·九”爻数形式，还不能称“象数易学”。“象易学”，即是以八卦取象来解释《周易》而引出一番义理。如史墨所言的“雷乘乾曰大壮”，这种说法类同《易象》（即“大象传”）里的说法，而《易象》在解释《大壮》时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弗礼勿履”。这“乾”取象为“天”。“雷乘乾曰大壮”与“雷在天上，大壮”其说法应是一样的，这都是春秋释法，即春秋以取象释解《周易》的一种方法。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并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周易》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周易》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周易》筮卜，《周易》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周易》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易》是一部义理之书。

    到《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囊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记载的可以说是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发出的一套新诠释，如同周初产生的“以德配天”观念。这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用于占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即是“以德配筮”的观念。这实际也是在面对《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还不能正确对待，而寻拆中主义的说法。“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在面对南蒯用《周易》筮卜得到《坤》里“黄裳元吉”的文辞，认为“大吉”所寻问时做出的一番回答。这句话的白话意思:“我也学过《周易》。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结果。不然就必定失败。”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合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败。这把《周易》变成忠信之事占筮的工具说法了。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邪恶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这是把《周易》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且不说这是何逻辑，但子服惠伯在解释“黄囊元吉”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解释《周易》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而论说《周易》面对筮卜时，并不是反对，而是用《周易》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即忠信之事则可，邪恶之事必定失败。这也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周易》的说法了，对战国后期产生的《系辞传》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周易》无疑有所影响，这也是双重看待《周易》的学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