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由“西周文”（即《尚书》里的《周书》）与《周易》两者的思想风格对比，发现两者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西周文”里表现着浓重的天命神学思想，而《周易》一书已突破了天命神学观，是理性思辨的哲学。

    我们且看“西周文”里所表现浓重的天命巫术观，如:

    《大诰》“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王害不违卜？’”

    《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泰誓》“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砥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总之，我们从“西周文”里看到的是充满着浓重的天命神学思想，以及周公不断地与鬼神沟通的巫术行为。

    周人在灭商前后，无论是武王东征，或周公辅政，反映这段历史的典籍“西周文”（《周书》），真正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周人建国后同样是继承了商人的天命思想，但周初的天命观，已不同于商王朝的天命观。周王朝对天命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在西伯（文王）开始剪商时，即不断消灭与周族为邻又是附属于商王的小邦国。在灭商王的属国黎国时，纣王的大臣祖伊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恐慌，跑着向纣王报告这一事情。祖伊自然能够预见到西边周人的目的，并会成为未来商王朝的劲敌，将直接威胁着商王的共主地位。但纣王听到祖伊报告这一消息时并没有感到如祖伊那样的恐慌，反而对祖伊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时的纣王还在全心全意的信奉天命，认为自己就是有命在天，是帝佑命于自己当王，有上帝的保佑，对西伯扩张领土之事不以为然。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还怕什么呢？殷纣王的天命思想正是传统的天命思想体现，整个王国里不都在信仰着天命，祖祖辈辈不是在信仰着天命，祭祀着鬼神，纣王自然是从小到大就是被天命思想灌输着。所以纣王自然是相信“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