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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天下第一哲学》(二十九)
——《周易》六十四文政治哲学译解
第二十九篇《周易·坎 》文译解
（原文）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坎，入于坎窞，凶。坎有险，求小得。来之坎，坎险且枕。人于坎窞，勿用。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坎不盈，低既平，无咎。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译文）
“二十九、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正是有了爱，维系着这种信念，就通达顺利。有了这种品尚，可超越人生的一切艰难险阻。
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艰难，一旦掉入陷阱，是很不幸的。人生路途坎坷，且有险恶，应求小的获得，（不可贪婪）。行走在这人生的坎坷路途，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一旦陷入陷阱，也就没有能力所用。一尊酒，两簋的食物，用瓦器盛着，节俭而用，自己开导自己，最终没有害处。人生路途坎坷，不能圆满；既有山岳，且又有平川，这也无所怨咎。等到用绳子拴着，放到拘禁犯人的牢狱，三年不能获释，岂不就凶险了吗？”
(解说)
《周易》文章不仅是优美的诗，而且是诗化了的哲学。你若静心通读这《周易》与译文，会有很多的启迪，对人生会有很多新的领悟。这《坎》篇可以说诠释了几千年王权专制文化下的人生命运。《周易》作者的伟大在于如此的理性与睿智。这《坎》篇也不亚于《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犹如一部《红楼梦》的缩写。但这篇文章的格调是积极的，不同于《红楼梦》作者是悲绝于痛里的无奈。而这篇文章却给人生树立起了一个信念，人生不能没有信念，有了信念，活世的人就有了目的，也有了意义。《周易》树立起的人生信念，就是“爱”（孚），有了这个信念，将超越人生路途上的一切坎坷与艰险。这就是《周易》为人生构建起来的一个普世的价值理念——“爱”。“圣经”的宗旨是将苦难的人生投向上帝的怀抱，而《周易》的宗旨是将坎坷的人生投向人与人之间的爱。无疑《周易》构建的理念更理性。若人人将爱作为活世的终极目标，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无限的美好。
本篇题目是“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指通晓，熟悉的意思。“坎”:指不平与坎坷之意。“有孚”:有了爱。“维心”:维系着一种信念。本题目意思是“要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而有了爱，维系着一种信念，就通达顺利，要坚守着这品德。”
本篇立论了人生是坎坷不平，要经受着无数的磨难与险恶。但又有什么办法来消弭这人生的坎坷与不幸呢？即有没有一种生存的普世原则与价值观呢？如同后来西方的那种一神教信仰，人们面对不幸，而心中有盏活着的明灯。即一种信仰，可消弭人生的不幸与苦难，而达到追求幸福的彼岸。我们没有西方式的一神教信仰，但早在西周时期，《周易》作者却为人世树立起了一种信仰，如同宗教信仰一样成为立世的根本，人生终极追求的根本，就是“有孚”理念。即后儒发展为“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理念，成为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里的价值观。
“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dan）”:坎中小穴。本段是从本篇立论的另一面来论述。《周易》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述道理。此段意思是“要熟悉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若一旦掉入陷阱，是很不幸的。”这是提醒人们认识人生路途上的坎坷，要有忧患意识。
“坎有险，求小得。”
此句是承上句之意的继续。这是强调人生路途是有危险的，避免的办法就是别贪婪，应求小的所得。《坎》篇依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周易》是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上方方面面的道理，不是为“小人”（劳动者）讲述的道理。西周后期周王是名义上的天下主子，而诸侯大夫是拥有“国”与“家”者。即实际拥有地盘的大大小小的王国。而劳动者是大大小小王国里的“子民”，即统治者施爱的对象。但大大小小的王国里都是施行的是“家长制”体制。而“君子”本身在专制下同样面临着凶险，这《坎》就是为“君子”敲响的警钟，也是警示录。这里的坎坷凶险是为君子讲述的。
“来之坎，坎险且枕，人于坎窞，勿用。”
本段已然是从“坎”的反面讲述应注意防范不幸的发生。“枕”:枕头，临近，靠近之意。此句意思“行走在这坎坷的路途上，坎坷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身边，一旦陷于险境，也就没有能力所用。”
《周易》作者用睿智的眼光看得人生命运上的坎坷。这种坎坷是作者从社会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作者更清楚的认识到“坎”的社会因素。这依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为君子讲述为何坎坷险恶随时来到身边呢？在作者生活的时代里，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官僚制度社会，而官道路途已是一个高风险的路途。因为那时，无论是周王，或是诸侯国君，都是处于家长制的政治体制。为官之道犹如“履虎尾”。作者不难从历史或现实中取得的认识经验。事实上《周易》以后的王权时代，或是后封建社会里的帝王时代，专制越来越更甚于以往。对做官的来说是“坎险且枕”，即“坎坷险恶随时就会来到身边”。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也从不去设计改造这条险恶之路。即不从制度上去设计改造这条诱人死亡的官道成为平坦无险的政治途径。那也许就没有了那些作福作威一显做官者与百姓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先秦，或是后封建社会；也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他们找到的是“道德自束”来规避那种风险与不幸。正是《周易》作者最早从个人品质上去修省作为规避官道上的风险的法宝。即从个人品德上的完善，而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即“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的这种道德的说教。以宣教自我内心的道德修养，来抵制外界强大的名利诱惑。也就形成了中国当官者双重人格的形成。所以才形成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口是心非者。口里说一套，而心里是另想一套；台面上讲一套，而台下是另做的一套。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官吏抵御世俗权利与财富的诱惑。道德治国论在专制权力面前从来就是苍白无力的，只是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把戏而已。只有主体平等了，才彰显道德的功能。
第二十九篇《周易·坎 》文译解
（原文）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坎，入于坎窞，凶。坎有险，求小得。来之坎，坎险且枕。人于坎窞，勿用。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坎不盈，低既平，无咎。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译文）
“二十九、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正是有了爱，维系着这种信念，就通达顺利。有了这种品尚，可超越人生的一切艰难险阻。
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艰难，一旦掉入陷阱，是很不幸的。人生路途坎坷，且有险恶，应求小的获得，（不可贪婪）。行走在这人生的坎坷路途，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一旦陷入陷阱，也就没有能力所用。一尊酒，两簋的食物，用瓦器盛着，节俭而用，自己开导自己，最终没有害处。人生路途坎坷，不能圆满；既有山岳，且又有平川，这也无所怨咎。等到用绳子拴着，放到拘禁犯人的牢狱，三年不能获释，岂不就凶险了吗？”
(解说)
《周易》文章不仅是优美的诗，而且是诗化了的哲学。你若静心通读这《周易》与译文，会有很多的启迪，对人生会有很多新的领悟。这《坎》篇可以说诠释了几千年王权专制文化下的人生命运。《周易》作者的伟大在于如此的理性与睿智。这《坎》篇也不亚于《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犹如一部《红楼梦》的缩写。但这篇文章的格调是积极的，不同于《红楼梦》作者是悲绝于痛里的无奈。而这篇文章却给人生树立起了一个信念，人生不能没有信念，有了信念，活世的人就有了目的，也有了意义。《周易》树立起的人生信念，就是“爱”（孚），有了这个信念，将超越人生路途上的一切坎坷与艰险。这就是《周易》为人生构建起来的一个普世的价值理念——“爱”。“圣经”的宗旨是将苦难的人生投向上帝的怀抱，而《周易》的宗旨是将坎坷的人生投向人与人之间的爱。无疑《周易》构建的理念更理性。若人人将爱作为活世的终极目标，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无限的美好。
本篇题目是“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指通晓，熟悉的意思。“坎”:指不平与坎坷之意。“有孚”:有了爱。“维心”:维系着一种信念。本题目意思是“要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而有了爱，维系着一种信念，就通达顺利，要坚守着这品德。”
本篇立论了人生是坎坷不平，要经受着无数的磨难与险恶。但又有什么办法来消弭这人生的坎坷与不幸呢？即有没有一种生存的普世原则与价值观呢？如同后来西方的那种一神教信仰，人们面对不幸，而心中有盏活着的明灯。即一种信仰，可消弭人生的不幸与苦难，而达到追求幸福的彼岸。我们没有西方式的一神教信仰，但早在西周时期，《周易》作者却为人世树立起了一种信仰，如同宗教信仰一样成为立世的根本，人生终极追求的根本，就是“有孚”理念。即后儒发展为“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理念，成为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里的价值观。
“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dan）”:坎中小穴。本段是从本篇立论的另一面来论述。《周易》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述道理。此段意思是“要熟悉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若一旦掉入陷阱，是很不幸的。”这是提醒人们认识人生路途上的坎坷，要有忧患意识。
“坎有险，求小得。”
此句是承上句之意的继续。这是强调人生路途是有危险的，避免的办法就是别贪婪，应求小的所得。《坎》篇依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周易》是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上方方面面的道理，不是为“小人”（劳动者）讲述的道理。西周后期周王是名义上的天下主子，而诸侯大夫是拥有“国”与“家”者。即实际拥有地盘的大大小小的王国。而劳动者是大大小小王国里的“子民”，即统治者施爱的对象。但大大小小的王国里都是施行的是“家长制”体制。而“君子”本身在专制下同样面临着凶险，这《坎》就是为“君子”敲响的警钟，也是警示录。这里的坎坷凶险是为君子讲述的。
“来之坎，坎险且枕，人于坎窞，勿用。”
本段已然是从“坎”的反面讲述应注意防范不幸的发生。“枕”:枕头，临近，靠近之意。此句意思“行走在这坎坷的路途上，坎坷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身边，一旦陷于险境，也就没有能力所用。”
《周易》作者用睿智的眼光看得人生命运上的坎坷。这种坎坷是作者从社会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作者更清楚的认识到“坎”的社会因素。这依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为君子讲述为何坎坷险恶随时来到身边呢？在作者生活的时代里，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官僚制度社会，而官道路途已是一个高风险的路途。因为那时，无论是周王，或是诸侯国君，都是处于家长制的政治体制。为官之道犹如“履虎尾”。作者不难从历史或现实中取得的认识经验。事实上《周易》以后的王权时代，或是后封建社会里的帝王时代，专制越来越更甚于以往。对做官的来说是“坎险且枕”，即“坎坷险恶随时就会来到身边”。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也从不去设计改造这条险恶之路。即不从制度上去设计改造这条诱人死亡的官道成为平坦无险的政治途径。那也许就没有了那些作福作威一显做官者与百姓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先秦，或是后封建社会；也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他们找到的是“道德自束”来规避那种风险与不幸。正是《周易》作者最早从个人品质上去修省作为规避官道上的风险的法宝。即从个人品德上的完善，而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即“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的这种道德的说教。以宣教自我内心的道德修养，来抵制外界强大的名利诱惑。也就形成了中国当官者双重人格的形成。所以才形成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口是心非者。口里说一套，而心里是另想一套；台面上讲一套，而台下是另做的一套。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官吏抵御世俗权利与财富的诱惑。道德治国论在专制权力面前从来就是苍白无力的，只是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把戏而已。只有主体平等了，才彰显道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