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由此拉开了覆灭明朝中央政权的最后一战。

    二月初二，闯军攻克汾州；二月八日，闯军又攻克太原；接着又不战获得了忻州。

    勇士营出身的山西总兵周遇吉在代州“凭城固守”，但很快因为粮尽而不得不退往宁武。

    闯军步步紧逼，追踪至宁武，并包围和强攻宁武城，周遇吉部坚持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力尽”，闯军攻入宁武，将周遇吉俘虏并杀死。

    三月一日，闯军抵达大同城下，大同总兵姜瓖开门投降，大同巡抚卫景瑷被俘后自杀，第十一代代王朱传阖家上下被闯军杀死殆尽······

    面对大举来攻的李自成部，崇祯皇帝便于当年二月中旬起命令百官、勋戚、内监捐银以解燃眉之急，但不管是官员、勋戚还是内监，都甚少有人肯捐献，“惟太康伯张国纪输至二万（银）”、“进爵为侯”。

    甚至连周皇后的生父嘉定伯周奎也不肯解囊，后来周皇后解私囊五千两让周奎充脸面，谁曾想周奎居然还扣下二千两自用，仅仅向宫中捐输了三千两，周奎是没有钱吗？

    答案是否定的，仅仅在二月初，周奎就派人在顺和店北京支店兑换了4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为此光手续费就交了30多两，被闯军追赃助饷时还掏出了10多万两的现银和价值数十万两的“珍币（黄金和金银器）”。

    而与之类似的还有第九代定国公徐允祯为首的其他的其他勋戚，这些勋戚赶在顺和店截止收银之前，先后兑换了超过170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自身府内还藏匿了近2000万两的金银，结果只能是便宜了闯军。

    内监这边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这不，除了曹化淳、王永祚等少数地位太高、新朝肯定不会留用的内监各自捐银三五万两外，其余内监自以为到了新朝也能为新皇帝服务，所以，即不愿意掏钱助崇祯皇帝编练新军，也很少愿意南逃，进而也很少有人把银子变成飞票----明代太监多为北直隶人----更多的是想办法运往老家或埋在了自家私邸里，以至于顺和店从他们身上只搞到了不足50万两的金银。

    其他文武官员大多是首鼠两端的，所以，为了双重押宝，他们也兑换了一些飞票作为后手，这部分银子大约是400万两的样子，因此，前前后后加起来，福王府仅飞票一项就从北京城运走了价值2200多万两金花银的金银----福王府还从密切控制的典当行、押钱铺里运走了大量的珍物----虽然还不如李自成日后在北京城收刮的那么多，但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了。

    随后，为了运走这2200余万两银子----千斤大车共计运输了12次、1500车（包含典当行、押钱铺抵押高价的珍物）----朱由崧不但把路通标行目前在北方尚存的200多名标师、趟子手都派过去护卫，还通过前来存银开票的北京*权贵走通了京营的路子，让京营专门派出3000人进行护卫，这才压制住某些宵小的妄念，将这些财物安全运到天津装船出海（出了海，便有辽海分舰队接应和全程护航），运往济州储存。

    而崇祯皇帝这边，由于既讨不到银子，也招不来勤王援军----崇祯皇帝下令勤王后，就唐通所部7000人于三月八日抵达北京，其余各部均未听命----所以，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只能再一次召集文武，就左中允李明睿提出的皇帝南下避祸以图兴复，留下阁臣辅助太子留守北京抗敌的奏疏进行讨论。